红色账簿经典读后感10篇

　　《红色账簿》是一本由马祥林著作，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红色账簿》读后感(一)：主义也是要吃饭的

　　我是被这本书的书名所吸引的。很少有从经济的角度还原党的发展历程，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对于领袖的描写往往都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仿佛从为被五斗米折过腰。而事实远远现实许多。就像书中多次描写到为发动革命，各级党组织都要想办法筹钱、筹物，毛主席不也经营过书店吗？联想前段时间瑞士银行同意提供欠税客户的账户信息，美国反击俄罗斯的第一步就是冻结普京的小伙伴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难看出，隐藏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里的正是经济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抽象的理论，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本严肃的作品，有与货币战争相近的角度，但有理有据不容怀疑，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红色账簿》读后感(二)：革命需要枪，也需要钱

　　这本《红色账簿》可以说是中共党史读物中的另类。之所以说它另类，因为它所论及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1921——1927）革命活动中的经费问题。一般而言，但凡一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许多人立刻就会联想到“抛头颅”“洒热血”等等，甚至还可能马上形象地联想到刘胡兰、李大钊等革命先烈壮烈牺牲、英勇就义的画面。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革命战争中，除了流血牺牲，还有许多不见硝烟的斗争。本书所论述的经费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作者把它也叫做战争——“货币战争”。 革命需要枪，更需要钱。远的不说，看看眼下的美国和英国就知道了，没有钱是玩不起战争的。美国人还有钱，所以美国人还在玩战争；英国人不怎么有钱了，所以英国人也不怎么玩战争了。

　　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起步，于夹缝中生存的早期状况，很多的时候都被忽略和忘记了。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更不用说要用于革命战争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初期的经济窘迫与斗争艰辛并不是无迹可寻了。从作者的记述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许多，比如：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经费很大的一部分是有相对“高工资”的李大钊出的，而且几乎是他工资的绝大部分；毛泽东当年在四处筹集无果的情况下，找到了章士钊，章士钊帮忙筹集了两万元的经费；在南下广东的路途上，虽然搞到钱却花不出去……等等。在那样一个战乱纷争、通货膨胀的年代，想要找点钱，那种艰难可想而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书应该列入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程，特别是那些滥用权柄、贪污腐败的官员，更应该好好学习这本书，好好地搞个“忆苦思甜”。老百姓还常说“做人不能忘本”，对比一下当年的窘迫与今日的贪腐，那些有“经济问题”的官员是不是也该扪心自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忘本。同时，也好让那些贪腐的败类在伸出自己的黑手时走走脑子。

　　不管推荐是怎么宣传的，严格意义上说，这本《红色账簿》并不是一本什么“经济学”读物，它就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侧重点不同，它不讲什么权谋利害，而是从革命活动经费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1921——1927年的革命历程进行了纪实性的叙述，以期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创业史。

　　《红色账簿》读后感(三)：红色的历史

　　红色的历史

　　评《红色账簿 1921-1927》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权的建立首先需要有经济的保障。譬如当年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巩固，江浙财团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货币战争史，知之甚少；因为从小接受的都是又红又专的革命史教育，所以初看到这本以货币战争为题材的《红色账簿 1921-1927》灰常高兴，以为能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初期创建与发展时候经历的很多关于货币方面的历史，看完书以后才发现本书的题目有点误导，书中的内容还是还是红色的革命史，从共产党成立，到组织各地工人暴动、农民革命，共产党逐渐脱离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生力军；而在革命史当中参杂着一点点的货币因素，比如说共产国际带来了点银两，每次革命工作涉及到了一点点的财务工作，等等。本书却没有真正从货币角度去描写这场革命，而是在革命的同时稍带提及了货币因素。

　　我在导语中看到了货币对于革命战争重要作用的解释之外，还有如下字眼：“历史有如账簿，红色的历史就是红色的账簿，历历在目”。看来导语也为“红色账簿”进行了解释，“红色账簿”记录的主要是“红色历史”，货币只是历史中的一个角度。既便如此，按这种理解的话，副标题“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显得有点牵强了。纵观全书，并没有体现出1921-1927革命战争货币的角度。

　　作者是一位中共革命史的专家，在撰写1921-1927中共革命史上的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为读者重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初创的6年间一些艰辛历程。近年来随着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学术上的研究（其中包括历史）也更加客观、公正，为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提供了更多更可靠的资料和史实。《红色账簿 1921-1927》也基本上把持了这个研究态度，在正确的政治导向下，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成长历程，其中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国内先驱的推动，以及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党的决策和走向，如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组织安源大罢工，三次大暴动（南昌大暴动、秋收大暴动、广州大暴动）等等。当然，书中也包含部分经费筹集、合作经营等一些革命中的货币故事。

　　2012-4-8

　　《红色账簿》读后感(四)：余生也晚幸见真史

　　在还没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就看到不少人说好，但究竟好在哪里，我还是决定自己看，防止被别人“带着走”，时间久了，会有软骨病的可能。尤其这本书可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了。

　　我们在评价一本书的时候经常用是否“离题”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问题是，大伙都承认这应该成为标准，但何以衡量却是问题，当我们涉及“讲的对不对，是否真实”要求一定切合主题；但当我们要求“好看”的时候，作者就不得不聪明的“离题”。《红色账簿》很好的掌握了这个平衡。

　　虽然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绝对的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只要是人，就会有私心，而且是不由自主的偏向，作者马祥林是国防大学校史馆的研究员，可以想见又红又专还被时刻教育着要求历史要先按党性的原则发生的思维下，即使他是一个思想上的叛徒，也多少人在风中走，不得不应景。也许是我们这些读者被历史教科书吓怕了，不仅被日本的吓怕了，更是被国产的吓得半死，每当作者给予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赞誉的时候，都会疑窦暗生，而后就越读越狐疑，尤其是对有考据癖的人，我诚恳的劝你别读这本书，因为习惯了字斟句酌的东西后读这样信手拈来的文字，你不仅疑心的死去活来，还会觉得被作者糊弄了，当然事实上是你多心了。

　　被教科书愚弄很多年后，读历史读文学史读各种野史，惊奇的发现，有些东西被考证了全程后，自己捋一捋，确实只有这样才说得通，才符合人性。所以，从前上学时看某人就一定是罪大恶极的汉奸，但年轻时曾经豪气干云拼尽一己之力刺杀摄政王，与“貌寝”女子厮守一生，以中文科班的眼光读其作品，哪里像汉奸了，更对自己从前的笃信恼恨不已。马祥林先生在书中写人性写历史俱有可圈点处，中共初成立对俄共点头不止固然是“北方吹来十月革命的风”降服了他们的头脑，却更是因为数目不小的活动经费，当年轰轰烈烈的三大暴动最终落得那样惨烈的下场，原来载入教科书宣扬为打响了什么的第一枪“计划外”的程度如此出人意料，虎头蛇尾……掩卷之余，只有叹息，不知还有多少人，乐意这样披沙拣金，不带痰气的给我们叙述点什么。

　　书的内容和思想性都很好，一是贵在真实如明镜照物，作者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公正，换别人写不知会成什么样子，二是如前所说的没有痰气，其实说真话也并非很少，但能把真话说为人所喜闻乐见委实不容易，期待此书将来出修订版的时候把书中不多的几个语病改掉，郑重推荐。

　　《红色账簿》读后感(五)：难得一见的红色货币史

　　用财富思维、经济视角解读中共早期革命史，把中共早期1921-1927年的革命历史放在利益纠结的国际环境下解读，把红色革命的“财务账本”公示于众的图书……《红色账簿》为共产党党史的书写以及阅读都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在我们的阅读触须里，那些既有的党史总是在一个既定的模式下进行，平铺直叙索然无味，没有一点生动和妙趣可言，因而我们的阅读视角也势必要遵循这个一个循规蹈矩地框架以及脉络，像落入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茫茫黑夜，永远波澜不惊地走下去一样。

　　说实话如果不是需要对党史做专业学习以及研究的人来讲，普通读者是很少能够安静下来仔细阅读它们的。但是很显然《红色账簿》绝对不同于以往的党史书籍。也可以说，它是轻松读党史的一个代表作品吧。熟悉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1921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不断组织壮大，从思想萌芽到走上历史舞台组织革命的最初阶段，那个时候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们，一腔热血投身革命，可是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思想认识以及十月革命的经验之谈，他们更加缺少经济上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的吴延康来了，马林来了，他们送来的第一笔经费，组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此启动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的工作。

　　外援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但是它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革命所需的经费问题，于是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们自发地开始了自救行为，他们纷纷以办学、创办报刊、创办孤儿负贩等方式自筹资金，一方面捐出自己的工资、稿费，另一方面也努力实现工贸一体，增加经济收入等等……使革命得以持续发展下去的关键不仅仅要拥有那些不畏流血牺牲的革命者，更需要组织经费、武器装备以及起义善款经费的强大支持，可是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却很少知道。不过在读过《红色账簿》之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疑虑了。因为它以经济为梳，将1921年至1927年这5年来的红色历史客观地梳理了一遍，展现红色货币历史。

　　任何时代任何革命都离不开钱，钱是战争的血液，失血的战争根本无法坚持下去……《红色账簿》就是这样一本为我们认知体系中既有的模糊的党史记忆贯穿血脉的通识读本，它能够唤起任何一个阅读者的阅读兴趣，它为我们解开了那些疑虑，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共中央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也看到了在筹措资金以及捐献经费等方面党内不同人士的不同取舍，当然还有那些在金钱这面镜子面前，人性之善与恶的较量……读来不免心生喟叹。

　　《红色账簿》读后感(六)：从《红色账簿》看中国历史教育的缺失

　　从小学五年上历史课开始，就对历史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后来历史题材的书都尽可能找来看。虽然只是出于兴趣，但现在想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全面了解史实的心理使然。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内容上过于简单和突兀，许多事件都以片断的形式呈现，没有详细的前因后果，只有官方赋予的历史意义，以至看起来无法连成一线，让人产生许多疑惑，从而让人有一种深究细节的渴望。但究来究去，在许多史料尚未公开之前，在刻意营造的氛围面前，你所能知道的还是只有那些割裂的画面。欲求史实而不得，又如何让人去信服的 “正面”看历史呢？

　　近几年社会文化领域日益开放，被禁的解禁，封锁的公开。社会思潮推动人们不断探寻历史真相，从人性化的角度解读历史史实，官方也不再刻意从意识形态出发给历史定性。所以，许多曾经我们无法获悉的“秘密”也相继披露出来，这无疑是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红色账簿》才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没有以往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划分，而是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更人性的观点来看待革命过程的是非成败。可能有些内容和结论与我们曾受到的教育不太一致，可能有些事件也并非我们曾经想象的那般，但正是这些不同才突显了本书的价值所在，才让我们真正认识到那许多曾被遮蔽尘封的历史真实。

　　从整体结构上看，《红色账簿》依然延续我们熟知的脉络主线，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广泛开展的工人运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北伐，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及随后开展的三次大暴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所不同的是，本书不像一般历史书籍那样直接描绘革命过程，而是站在经济视角，通过解读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经费的来源，来展现革命过程的艰辛与无奈。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平时期如此，革命时代更是如此。没有钱，拿什么来维持组织运转？拿什么来发动群众？拿什么来组建军队？不要把革命者们想象得那么崇高伟大，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样，他们也需要填饱肚子才能起来闹革命。因此，在书中，我们看到革命者们除了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外，还要为生计，为革命经费而犯愁奔波。我想起了龙一的小说《借枪》，描写的正是一个有信仰的地下工作者在拮据而窘迫的生存环境下为革命事业奔波的生活状态，其实，这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像《红色账簿》一样，从革命者经济生活的细节出发，我们才能从更人性的角度对革命者的各种行为以及许多历史事件的结局进行评价，许多我们曾不解的疑惑也因此找到了答案。所以，我更愿意相信《红色账簿》中描绘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教科书中简单的总结和说教。也因此，我看到中国历史教育缺失之严重，突然想起一位先贤说过的话：一个民族不能公正地对待历史、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将是卑微的、懦弱的、没有未来的。是的，中国人如果要自强于世界，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而这一切应从正确的青少年历史教育抓起。

　　《红色账簿》读后感(七)：最吸引人的党史《红色账簿》

　　最吸引人的党史《红色账簿》

　　以前看过党史，但是总觉得太模式化，缺少生动的细节，不那么真实。这本《红色账簿》却非常特别，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共产党的历史，而且写得很不错。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读的过程中几次翻到开头看看作者到底是何许人也。这本书其实不仅讲了经济，因为革命早期的资料非常匮乏，所以仅仅靠经济无法支撑起整个革命过程，所以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部党史，或者说是党的军事史，只是在每个阶段和经济有关的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分析，说是党的经济史还有点夸张，还没 达到那个高度，但是从货币从经济的视角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革命虽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是革命的确离不开钱，在革命的每个阶段，都和钱有无法分割的联系。

　　书看得很过瘾，开始并没有注意书封面上就标明的时间段，书到我这首先要包皮，所以书封面上印的内容，我一般都看不到。本以为这是一部党的革命史，应该到1949年解放，可是看到一半就感觉不对劲，怎么还没写完南昌起义呢？回头看看原来只是1921-1927年的这一段，真的有点不过瘾，希望能够早点看到续集。怎么也要一直写到1949年。不过按照这个写法，得出一个四卷本。

　　说到党史，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知道得那么详细，一进入历史的细节中，就非常这段故事原来这么精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面竟然有这么多的故事。

　　最喜欢的是作者的经济学视角，我喜欢收集硬币，所以也特别关注经济史，那时候中国通行的是银元，也就是大头。南昌起义以后，攻陷了南昌的江西省银行，带走了银库里面的大头和纸票。不过民国时期的纸币，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存折，只有银元才是硬通货。各个省都有自己的银行，每个银行都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但是这些纸币的信用就是这些银行里面库存的银子和银元。一旦银行有了风吹草动，那些纸币的价值就一泻千里，民国风云变幻，纸币的信用总是无法持久，所以老百姓最相信的还是银元。起义部队带着的这些江西省银票，在江西省银行被攻克后，就没人敢要，在后来甚至成为抓捕共产党人的一个线索，谁那这些纸币买东西，那就有共党的嫌疑，所以一路上都是花的银元。银元的缺点就是太重，要用大木箱子，用牲口来驮，部队快速行动，携带不方便，受到攻击，很容易就被劫下来。而且到了潮汕地区以后，当地是侨乡，都是和外国做生意，竟然不认大头，只认鹰洋、站洋还有龙洋，让起义军听头疼。

　　那时候的抢也挺贵的，一支新的汉阳造竟然要二十五块大洋，一把盒子炮要五十多个大洋，二手的也挺贵，所以军人就经常做枪的生意，卖点枪就能换回大洋来。当时的军人都是要发军饷的，参军怎么也得比当地的力工给得多，一个月也要十几二十个大洋，加上军衣、军粮、军火弹药，都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打仗就是打大洋。可是共产党却的就是钱，虽然有苏联的外援，但是靠那点钱去打仗，还是杯水车薪。所以共产党想要拥有军队，就必须解决钱的问题。依靠外援，依靠党的一些产业，依靠党费，都不是根本的办法，最后党选择的是发动工人和农民，不发饷，没有军火就去从敌人手中抢，敌人的银行也是我们的银行，还有就是打土豪，从富人那里拿，这就是我们革命的解决经济的办法。历史证明了，不那饷的工人和农民，最后打败了那饷的军人。向地主要钱的共产党，最后战胜了向百姓派捐的国民党。

　　《红色账簿》读后感(八)：利益分析下的革命及革命者

　　写中共党史的书很多，可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但是，这些书或者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或者是增加了新发现的史料，所写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革命的过程，真正能写出新意的并不多。然而，手头这本国防大学马祥林研究员所写的《红色账簿1921－1927：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一书却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党史，带给我们崭新的视角和不同的感受。

　　他与众不同的角度是什么呢？是经济，也就是利益分析的角度。我所谓的利益分析，就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们以及组织的行为动机，以所获利益的大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向和方式。这本书从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建立写起，到1927年的三大暴动为至，围绕着革命及革命者开展活动和自身生活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这一主线，把着重点放在了对中国共产党包括党的建立、从事革命活动、发动武装暴动等革命活动的经费来源以及去向的解读上，详细而系统的向读者介绍了这6年间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一部建党初期的创业史、奋斗史，也是成长史。当然，这本书也解开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这些革命者依靠什么来解决钱的问题？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所有的人在社会中生存都离不开金钱，革命和革命者也不例外——不是只有打打杀杀、流血牺牲，他们也要穿衣吃饭。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解决的呢？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接受苏联援助这一事实，但是苏联所给的经费是有限的，大概也只能维持党的中央机关的运转，那么党的地方组织又是如何获得革命经费呢？除了收缴的党费，以及象李大钊这样收入较高的党员无私捐助外，这些早期的革命者大都深得《资本论》的精髓，纷纷兴办实业赚钱。徐特立在长沙创办了孤儿院，毛泽东和易礼容在长沙创立文化书社、长沙织布厂，林育南和恽代英在武汉开办利群毛巾厂，还有后来以募股形式成立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都所获不菲，既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场所，也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在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单单依靠这些来解决军队所需，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而那时共产党也还没有根据地，部队除了靠采取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外，也要派捐抽租。朱德甚至曾经带着南昌起义的残部干过挂靠军阀吃粮饷的活计。

　　经作者这么一分析，我们所了解到的，是革命及革命者的另一面——即世俗的一面。比如，四·一二政变的原因，惯常的解释是路线分歧，是蒋介石叛变革命，而这本书却从利益分析的角度认为其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一方面北伐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在战争红利的分割上所获份额太少，引发利益之争；另一方面，宋子文要预征钱粮来满足军需而共产党反对，成为其利用江浙富庶地区敛财的绊脚石，结局只能是被清除掉。又比如革命者，他们也并非始终团结一致，也有相互的龃龉争夺，也有自己的利益算计：即便如贺龙元帅这样的建国元勋，他参加南昌起义，除了防备被张发奎吃掉之外，也有获得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位置的目的；而在秋收起义中，苏先骏、潘心源和余贲民还因为团长的位置之争而几乎闹起内讧。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革命者是因为其崇高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才参加革命、坚持革命、献身革命的，但也的确有一些人并不纯然是因为理想，而是为了政治投机和经济利益才投身革命的，至于那些基层官兵以及普通民众，经济利益的追求应该是其参与革命、支持革命最为直接的驱动因素，而这些人是最不坚定的。

　　在自小所受的教育中，因为语言的原因，革命的性格被隐藏了——凡革命都是神圣的，凡革命者都是高尚的，形象都是光辉而高大的。但在作者利益分析的透镜之下，笼罩在革命以及革命者身上的神圣光环似乎已然褪去。他们也是凡人，但他们却为民族、为国家做到了一般人想做而不敢做，做了又做不成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英雄。特别是象李大钊、周文雍这样无畏的、坚定的、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历经酷刑折磨而心志不改的人，就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是我心中永远的偶像，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实质上，瑕不掩瑜，如此由神圣走向平凡的过程，是回归历史真实的过程，也是回归人性本色的过程，也是更进一步巩固其伟大的过程。而这也非常符合当下的社会潮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回归，革命的道理才更加透彻，革命的动机才更加合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也更加丰满，更加具有人性的光辉，从而更加具有生机和活力。

　　最说一点与题目无关的话，当然还是要回到这本书。首先，它的副标题是“……货币战争”，显然是夸大其词，不如不要的好。其次，它所写的历史，开始于1921年建党之前，重点是1927年的三大暴动，但是在这之间的历史却非常简略，甚至没有什么记载，难道是因为这中间没有“账务往来”，不值得一记？不得而知。

　　《红色账簿》读后感(九)：搞革命的钱从哪儿来

　　去年，电视剧《潜伏》的原班人马又鼓捣出了《借枪》。虽然这回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比不上当年的《潜伏》，不过《借枪》确实也让人眼前一亮。这部谍战剧的男主角熊阔海作为天津地下党的高级特工，全然没有“第三条好汉”的洒脱与豪情，甚至连自家同志都觉得这个人怎么一天到晚老是说钱的事，全然一副世俗商人的嘴脸，哪里像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共产主义斗士？

　　最近几年电视上谍战剧可谓不计其数，真正把谍战表现得这么“小”，这么“现实”的，恐怕也只有《借枪》了。英雄的形象总是让人痴迷，以往我们看到的地下党特工都是足智多谋，他们面对的是狡猾贪婪的日本人或者国民党军统，压力只来自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熊阔海的麻烦除了这些，还有搞地下活动的经费从哪里来的问题。做假证件要钱，收买敌人也要钱，那么钱能从哪儿来呢？电视剧中的表现当然是高度艺术化的，不过熊阔海的窘迫却非常真实。

　　实际上，正是因为缺钱，买不到各种物资，才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垦荒，只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有了可以开垦的荒地，那么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在建党的最初阶段，经费的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问题在各种严肃的党史中都没有具体的呈现，直到最近出版的《红色账簿：1921～1927》才首次有所揭示。

　　“红色大管家”毛泽民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但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书斋里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中国的出路是一回事，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建设一个政党，用一个政党来发动革命斗争，又是另一回事。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的资助下，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召开，共产党正式成立，马上就遇到了活动经费从哪里来的问题。共产国际不可能出钱维持中国共产党，根据《红色账簿》作者马祥林的介绍，当时收入较高的党员并不多，收上来的党费十分有限，远远不够维持党的基本运转。李大钊算当时薪酬较高的党员了，他贡献出了几乎所有的收入，以致家人陷入无法生活的困境，这固然是李大钊情操高尚的体现，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样下去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当时的早期党员还是比较重视商业操作的，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例。

　　毛泽民在党内一直享有“红色大管家”的美誉，事实上他确实也非常善于商业操作，简直是天生的好手。1920年他的哥哥毛泽东在湖南办文化书店，一方面想传播先进思想，笼聚同志，另一方面还是在想办法为出国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资金。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便劝弟弟毛泽民接手自己的生意。毛泽民一出山就救活了中共中央印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的发行部，既完成了宣传党的政治思想的任务，又为捉襟见肘的党组织解决了部分经费。他的经营手腕，已经接近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商业操作模式：重视广告宣传，加大营业网点，有针对性地出品政治畅销书。

　　在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毛泽民又前往参与建设工人合作社。在这里，毛泽民遭遇了真正的“商战”。安源当地商户发现工人合作社几乎抢走了他们所有的客户，于是开始秘密抢购、套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眼看合作社将面临无物可卖的境地，毛泽民连夜赶制了特殊的购物证，采取计划限购的方式，保证了俱乐部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又加大采购并低价倾售，让对手囤积在手上的货物积压在手。这一招成功地保住了合作社，保住了俱乐部。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事情好像和革命没什么关联，但是俱乐部真正出售的并不是有价的商品，而是带给工人阶级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这种无形的“大宗商品”，革命的火种在商业活动中就开始播种。

　　革命中的“货币战争”

　　正是有了毛泽民、易礼容等等这些商业好手的运作，年轻的共产党健康地成长起来。不过这一阶段党要花的钱毕竟不算很多，到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进入军事斗争的阶段，真正花大钱的时期开始，钱的问题才重新严峻起来。

　　吃粮当兵一直以来都是贫苦百姓的出路，不管是各路军阀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少一天的军饷部队就可能出现问题，当时频繁出现的军队哗变与改投他人，大部分都是钱闹的。共产党的军队脱胎于这些旧军队，在没有完成改编取消军饷制之前，要指挥军队作战，发动各种暴动，也难免要粮草先行。《红色账簿》中转引的地方省委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因此出现了“熊阔海伸手要钱”的内容，让人唏嘘感叹。

　　《红色账簿》号称是“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这个说法其实有些夸张。至少在革命的早期，也就是1921年至1927年之间，现代经济上的各种角逐比如贸易战、金融战都并未出现，远远谈不上“货币战争”，称其为“战争中的货币”似乎更为贴切。

　　一切战争的背后都是物资的消耗，自然也少不了钱的影子，编织一本红色的账簿，追踪钱在战争中的痕迹，确实能让现在的读者更好地明白当年的艰辛，这本书的作者马祥林还只是开了一个好头。

　　发表在《法制周末》

　　《红色账簿》读后感(十)：受人遥控的革命注定命运多桀

　　马祥林的《红色账簿》是第一部让我一口气读完的另类“党史”。与其他中规中矩的党史相比，《红色账簿》没有用空洞抽象的理论唬人，也没有用成王败寇的思维方式做预设性的褒贬，倒象一位看惯春风秋月的历史老人向我们讲述中共当年的创业史。以“钱袋子”为主线，围绕革命的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这样一种比较“世俗”的方式再现历史，这让一直被宣扬为道德上伟大崇高的党史更加血肉饱满，也更有可读性和可信性。《红色账簿》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块：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1927年的三大暴动，通过该书的很多历史细节不难发现，中共乃至中国历史的命运多桀在很大程度受制于苏联这一外部因素。

　　20世纪初，伴随着十月革命在苏联的胜利，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心从法国、德国转移到了苏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部分，而弱小的中共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的依赖，使其行动处处受莫斯科的遥控。更严重的是，苏共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也传递到中国，并一次次的造成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和分裂。然而，当时中国的主流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苏联共同的“朋友”。正是苏共对国共两党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援助，才促成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也使得苏共一直对国民党特别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抱有幻想。这一特殊的外部因素深刻的影响了国共两党后来的历史命运，也改变了当时一批风云人物的命运。

　　从1921年中共诞生到1927年三大暴动前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从刚开始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援助的“输血”，到后来各个地方组织创办书社，建立发动工农，建立工会、农会的“造血”，这一转变既为中共独立自主的进行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通过发动民众壮大了自身力量。事实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共产党的力量虽尚不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但已不可小觑。国民党左右两派宁汉分流后，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接连发出的错误指示，即使公共分裂，但绝不致于像后来那样在城市败得一塌糊涂，不得不从深山老林中重新开始，那样的话共产党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也必将改写。

　　刚开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泄密事件。罗易来华的使命是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精神，即中共应该在发动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利用现有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改造武汉国民政府，在政府中扩大工农力量。客观的说，在大革命尚处于高潮的当时，以国民党内部左右分裂的现状和共产党在上海、广州、安源等地所掌握的工农武装力量，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造虽然不一定能够彻底成功，但即使国共两党最终翻脸，共产党的家底绝不至于损失到几乎殆尽的程度，那样的话两党制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由于罗易的泄密，给了汪精卫充分准备的时间，才有了汪精卫、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全国各地“清共”的高潮。

　　紧接着是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指示。国民党右派开始大正旗鼓“清共”的时候，陈独秀已经在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尽快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并以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等同“在粪缸里洗澡”来比喻当时的现状，然而，共产国际对汪精卫却抱有幻想，竟认为如果主动退党会给国民党留下“共产党主动破坏革命”的口实，这样的结果等于自己主动解除武装让人家宰割。不过，刚开始国民党的“分共”，一方面因为国共合作那么长时间自然形成的人情关系，比如，张发奎刚开始始终没有对共产党对手，以致于南昌起义时打得还是张发奎的旗号；另一方面很多国民党领导其实并不愿意彻底翻脸，只是碍于上级命令不得不将境内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真正象“七一五”那样的大屠杀并不多。

　　最严重的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不但不承认自己的“指示”有问题，反而倒打一耙，把“右倾”的帽子扣在陈独秀头上，并对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大换血，将瞿秋白、张太雷等被认为是莫斯科得意门生的书生推向前台，新的党中央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错失良机，反而在应该保守积蓄力量的时候做出了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冒险决策。本来被“清党”，革命情绪就已经很低落了，而武装暴动失败后，因饥饿、情绪低落等原因，军队逃散了一大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暴动固然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创建革命军队的历史意义，但也将整个二十年代共产党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本钱赔了个精光，可以说，1927年共产国际的三个错误，让中国共产党从被动到挨打，直至最后差不多清零。

　　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中共早期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人生命运的分水岭。陈独秀纯粹是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替罪羊，即使他和汪精卫发表了《陈汪联合宣言》，那也是在他的正确主张被共产国际否定后所执行的党的意志，而非个人意愿，悲哀的是今天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还在不断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由于一再抵制党中央的“左”倾错误指示，反而在湘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然而，被公认的中共理财高手，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却因为要求为长沙暴动的失败负责而脱党，后来转变为民主人士；至于本应该为广州起义惨败负主要责任的张太雷，却因为他的牺牲意外的成为了英雄先烈，而曾提出正确意见纠正张太雷的叶挺却成为了替罪羊。至于叶挺，他的一生无疑是悲剧而憋屈的一生。以他的资历和军事才能，正常情况下，如果加入国民党，他一定能进国民党一级上将之列，如果一直跟着共产党，一定能进十大元帅前三名。然而，先是广州起义的无辜受冤，后来是抗战时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尴尬，最终让这位传奇英雄深陷牢狱，并最后意外牺牲。

　　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见，道德至上的理想主义往往是胜利者的自我粉饰，从《红色账簿》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围绕“钱”而展开的世俗创业史，更多的则是中国历史进程在外部因素制约下的阴差阳错，以及身处那个时代的许多风云人物的悲剧人生。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这是历史的可悲之处，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