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10篇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是一本由张木生著作，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5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一)：零星，武断，杂七杂八

　　是看了说本书为推荐为今年十大好书才买的，刚看了一些，实在是很难读下去，此书不仅涉及文化观，还涉及历史，政治，制度甚至经济。

　　作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体系和逻辑框架，只是象一位有一些经历和阅读经验的老革命，杂七杂八地把他想说的东西全倒出来，文中充斥了武断的定论，力图去找逻辑时，发现他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倒是对其中引用的李零的一些话比较感兴趣，有时间看看李零还是可以，这本书就算了。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二)：“知青学术”的代表

　　这书是“知青学术”的代表。

　　特点：问题宏大，思路发散，情绪激动，语言不顺，逻辑不严，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

　　至于书里的观点，“左派不用看，右派没法看”。

　　但愿他不是某些人说的，六代领导集体的智囊。

　　这书是“知青学术”的代表。

　　特点：问题宏大，思路发散，情绪激动，语言不顺，逻辑不严，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

　　至于书里的观点，“左派不用看，右派没法看”。

　　但愿他不是某些人说的，六代领导集体的智囊。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三)：军人的口吻，农民的思维！

　　看了几页，尤其是序言和正文一对比后，就能轻易发现这本书的鲜明立场（尽管作者自嘲说左右都不讨好）。军人的口吻，充满了臆断，个人的感情色彩特别浓厚，遣词造句没什么文采，基本上沿袭了党内整风文件的风格。

　　另外，作者所理解的民主仍然是政治游戏式，而忽视了民主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已经遍布世界，成为主流，动辄就视民主为西方的阴谋，是对外殖民的策略。从这一点看，就我个人而言，根本是无法交流的，因为民主观相差十万八千里。

　　更重要的是，书中各种武断的结论俯拾即是，言必李零，仿佛李零就是圣人，就是上帝。当然，对于有着专制倾向的民主观的作者而言，这样的崇拜这样的盲目自大，是必然的。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四)：后冷战思维的陈列馆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署名张木生，翻开一看，其实还有俩作者：刘源和李零。刘源为本书写了长达17页的序言；李零几乎出现在每一页里。本书就是张木生读李零著作的笔记。三人是老朋友，能谈得到一家去，观点难分彼此。李零藏着掖着的，张木生给拎出来了，然后刘源大声吼了一嗓子。

　　张木生在自序里说：“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启蒙，在冷战中思考。”王小波笔下有一位青年，“在‘文革’中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理想国与哲人王》），过了三十多年，青年变老年，但热血依然沸腾，写了这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这青年（思想上还是青年）的思维，局部偶有可观之处，如批评五种社会形态之类，但大体不脱冷战时期的那一套，当然，时代有点变了，有一点小小调整，姑且名之为后冷战思维吧。

　　什么叫冷战思维呢？丁学良先生最近在总结前苏联的覆灭时，用了个新词，政治极端主义，说的就是冷战思维：“放眼望去，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阴谋、危险、破坏，你怎么办？那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思路，像是小朋友玩的“找啊找，找朋友”的游戏，不过他是“找敌人”：先找出罪恶根源，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体系（具体到现在，就是美国）。有了这个根源，西方五百年来的历史就好解释了（就是“掠夺”两字），最近六七十年的历史也好解释了（极权主义都是被围剿而逼出的战时体制，恐怖主义，也是受围剿的反应），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都是骗人的，他们的民主是用来支持战争，用来杀人的，全球化的反恐反共战争不会停止，未来必有战争。战争是西方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才是硬道理。直到最后，喊出了“当之无愧！战争，荣为历史、文明、文化的里程碑！”的高强音。

　　以上说的都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具体到国内政策，《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也有一套体系，就是要求重新亮出新民主主义的大旗，坊间的议论，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其实本书对此着墨不多，具体主张，是张木生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提出来的，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了。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五)：“新民主主义”在当前中国应用的方案

　　作者提出了解决中国当前问题，应该重新考虑采用“新民主主义”，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思考的，现在网络比较流行的是实行西方的“普世价值”，但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因此会产生自己的政治体制，就像俄罗斯的民主最终也发展成普梅轮流执政，而且现在俄罗斯还发展的很好，难道说不符合西方民主的制度就是不好的制度么？

　　因此，中国应该也有自己可行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在当时确实深得人心，现在应该有其用武之处。

　　张木生先生的文章前面基本上是讲李零的观点，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反正就是好。因此我觉得，前面的文章，还不如去读李零先生自己写的书，比如《丧家狗》这本书，很受读者欢迎。

　　最后一章，张先生提出自己的治国之道：

　　1、收“统筹税”（P474）

　　来源：

　　1）有近30万亿的国有资源、资产、生产要素低价转移给暴发户，现在向他们收

　　2）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倍以上的城市居民

　　3）国家几大垄断行业

　　2、建立新的财税制度(P480)

　　1）建立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收费罚款制约机制

　　政府及机关机构没有收费权，权在人大，任何收费和罚款的项目、标准、方式都必须由人大批准。

　　2）清理工商、质检、药监、城管、建设、交通等行政性收费项目，这些执法部门全额经费由税收形成的财政供养起来。

　　3）将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行政公务活动与市场服务性事业分开，不能由被执法者承担检查费用。

　　4）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

　　开征消费税和房产税，给地方政府。

　　3、社会主要矛盾：狐狸分饼(P483)

　　1）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立党为私、执政为权的矛盾

　　2）社会主义和谐与非和谐的矛盾

　　3）五统筹与非五统筹的矛盾（“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4）新三民主义与利益集团的矛盾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P487)

　　5、反腐两利器：财产申报和金融实名制（P502)

　　这些政策如果真正如实施，一定能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张先生是国家的干部，想必他的这些理论或多或少会影响未来的中国领导者，若能行之，真是百姓之福、社稷之福。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六)：新民主主义在中国

　　刚看到新民主主义这个词的时候，仿佛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高考的焦虑状态，说实话，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也就是在那时最强烈、最清晰，所依据的，是政治和历史的课本。其后，基本被滚滚红尘和商业大潮冲击得忘了自己是谁，直到看到刘源将军作序、张木生先生所著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记忆才一下子仿佛回到了原点。

　　在普天同庆党的伟大生日时，张木生先生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而对我们目前社会的文化历史观充满忧虑，在读李零先生的著作后，更是不吐不快的写出了洋洋数十万言的关于价值观的反思，光这份执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就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老一代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多少从私下里是希望自己能过一个好的晚年，而张木生这一代人，却担忧的是国家的未来和后代子孙的福祉，在和平年代，能居安思危，对社会不平事拍案而起，对国计民生进言献策，就更令人感佩。

　　在张先生书中，中国目前应该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新中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社会矛盾相对平缓、人民群众干劲冲天的年代。相对于近年来腐败横行、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拆迁如同战争、物价如同火箭的民生现实，张先生提出建立工会和农会，与资本方进行谈判，而党和政府则可以担当裁判员的角色，那么，社会矛盾势必不会激化到今天这个地步，贫富差距也不至于到了影响稳定的程度。因为，这一切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并未发生，而那时的中国，则是各利益群体都能大致满意的年代。

　　然而，50年代“一五计划”的良好势头为何未能延续？仅仅只是领袖的判断出现了问题？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建国初期，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工人农民需要通过生产来改善生活，资本家在战乱结束后能获得稳定收益，也愿意拿出部分利润分享给工人——总比被兵痞抢了去的好吧。于是，双方的矛盾被搁置，都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这一点，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建设有着类似之处。然而，时间一长，资本的逐利天性和权力的寻租本能相继迸发，权钱勾结几乎是一夜之间遍及中国——所以，“三反”之后又是“五反”，《论十大关系》之后又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便如此，当时的工会和农会也未能和政府、资本家达成一个共识，反倒是官员纷纷因为腐败而落马，工会、农会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痛定思痛之后，出于“改造文化历史观”的需要，领袖提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道德高度，希望以“每日三省吾身”的方式，彻底革除掉私心杂念、封建陋习。而其结果，私心没有了，社会的发展也停滞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

　　所以，新民主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也曾有人提出回到“一五”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方式，但小平同志却在反对极左的“两个凡是”和极右的“全盘西化”的同时，也没有单纯回到新民主主义的“一五”时期，而是坚持改革和创新，通过特区模式、引进外资、开放搞活等一系列新的政策使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我想，关于“一五”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过渡政策，他老人家是亲历亲为者，之所以不走老路，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不走老路，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我认同张木生先生所言，在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兼顾了当时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而目前中国的现状，则不是这四类人群的利益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格局是跨国资本和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势、争夺越来越激烈的结果——外企垄断着信息、技术、资本，国企垄断着土地、资源、产业政策，随着被垄断的东西价格越来越高，劳动力的价值自然也就越来越低，物贵人贱、背景重于能力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也正是在这两大巨头的pk之下，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为了弱势群体。中产阶层的停滞和瓦解，也都是在一线之间。而要破解这种经济上的“冷战”局面，仅仅依靠新民主主义的工会、农会显然不够，而需要超越前人的智慧，才能开创21世纪中国的“开元盛世”。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后感(七)：改造我们的逻辑修养

　　转载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最近在多种报刊上，一再看到有学者提及张木生先生的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 在书中，作者反复揣摩了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的著作，将他读李文时觉得“憋得慌的地方”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大家看到李零关于国家命运以及文化立场的思考，以此为基提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者自言“逢左必右，逢右必左，超越左右”，对“欧洲中心论”、“中华老大论”、“中国模式”等命题都有所反思与批判。

　　该书于今年4月出版后，颇受关注。“最近几个月里，思想界的讨论都是围绕这本书而起的。” 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观点，一时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刘源、吴思、杨帆、萧功秦等都曾对此发言，进行论争。甚至有论者认为，该书所凸显的思潮走向很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走向，不可忽视，云云。

　　这些颇为高调的推崇，使笔者对该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但展读不过数页，却大失所望。暂不论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诊断是否准确，也不论其开出的“新民主主义观”的药方是否可行。仅就《改》的行文逻辑来说，就毛病多多：前后矛盾、以偏概全、浮泛空论等等举不胜举，再加上诸多枉顾常识的判断，令人几有不忍卒读之感。现举数例如下：

　　“在欧美，除了少数汉学家，其他各种学家都不了解中国”(第9页)“另外有一个值得反省的历史，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出现的？许多人都很关心，现有的书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成说，观察的正确与否，决定性的还是文化立场。”（第14页）。“其实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人种不是那个人种，文明不是那个文明”（第145页）“专制与民主都有相通性，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150页）

　　这种不留余地、绝对性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犯了过度推断、以偏概全的错误，只要一个反例，即可不攻而破。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并非是一个汉学家，但他的很多著作都对中国进行了研究，不少中国政要都接受过他的采访，你能说他一点不了解中国吗？欧美的汉学家、没有上千，也有数百，作者都了解吗？评判的标准又何在？再比如作者说现有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书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成说，据笔者了解，《改》中引证的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即是典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著作。至于作者说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专制与民主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简直就是枉顾常识，不值一驳了。

　　除了上述这般武断、不留余地的说法之外，《改》书前后矛盾、相互抵触之处也甚多。有时数行之间，甚至一句话之中，概念、观点就南辕北辙。比如：“1949年后，海峡两岸，判若两界，新东西发现在大陆，研究也是大陆学者的贡献大，大陆、台湾新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探讨，但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第47页）既然作者认为大陆、台湾新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讨论，那么所谓的大陆学者研究贡献更大这一结论又是从何得出？

　　再比如， 作者认为“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第128页）但就在同一页，仅隔数行，作者又称“ 其实， 虽然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解释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但不能否认马克思已把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约定俗成”，再隔数行又认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马克思是德国人，自然属于西方学术界一份子。作者既然认为西方学术界还无人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那么又怎能说不能否认马克思已经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约定俗成” 了呢？ 既“ 约定俗成” ， 又“说不清”，令读者无所适从。

　　上述错误较为明显，读者只要稍加留心即可发现。此外，书中还有大量较为隐晦的逻辑谬误，值得分析。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的中日甲午海战，胜利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也成了东亚的后抢者，二战后期吃原子弹就不是日本人”（第148页）这种论证手法，是典型的滑坡谬误，作者不合理地使用了连串的因果关系，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推出了想要的结论。因为即使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也不一定就会成为东亚的后抢者。即使真的成为了后抢者，也不一定会吃原子弹。

　　再如“现在贬郭沫若抬钱穆，郭的学问，钱不可比，他们的不满说白了是对郭的政治立场不满”。（第39页）作者隐含的逻辑是，凡是认为钱穆学问比郭沫若强的，都是对郭的政治立场不满。这是一种两难推论法，将问题简单化，只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类似的还有“资本主义如同基因变异而产生的新物种，发展的极致就是今天的美国，不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就难受，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就更难受”。（第5 9页）等等。

　　再如“美国人的人权观念是双重标准。美国人在‘9.11’之前最反对见义勇为，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野蛮，上层特别高雅，下层特别愚昧，对内看似很文明，对外是变着方杀人”（第21页）内是谁？外是谁？上层是什么上层，下层是什么下层，作者没有给出一个起码的标准，浮泛空论，就好像“上面有多高”一样，都是无意义，没有凭据的推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笔者从书中顺手抽取的，是否断章取义，吹毛求疵，读者可自行验证。除了其他诸如类比不当、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外，该书给笔者另一个最大的印象是在概念运用上的极度不严谨。书中屡次提到“现代化”“资本主义”“西方”“左派”“右派”等概

　　念，但作者基本上没有明确地交代它们的具体指称，即使在具体语境之中，也常常一变再变。

　　从作者的行文看，虽然对这些概念的复杂程度有所意识，但在实际行文中却明显 “化繁就简”了。比如作者一再批判的所谓“西方”，就值得细细考量，究竟是哪个西方？是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法国，甚至东欧、日本？我们常常笼统地将这些国家称为西方，似乎他们是雌雄同体，不分你我。美国学者史华慈曾敏锐地意识到将“西方”当作一个清楚、明晰的已知量是异常可疑的。他说，“我认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数，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 这提醒我们在运用任何概念时，一定要注意到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脉络，万万不能削足适履，大而化之地拿来主义。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此书并非毫无价值。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观点就值得充分重视，目前思想界对于该观点的反应亦可证明。我无意在此陷入关于“回到新民主主义”、“欧洲中心论”、“中国模式”这样的争论之中，而是想以此书为例，着重指出一点：当下中国思想界在公共写作、理性交流上存有很大问题。大概念、大判断、大帽子满天飞，观点多于论证，感情多于事实，行文措辞缺乏基本的逻辑素养。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当前思想界争论的有效展开，既是作者智力上的极大浪费，也是对读者智商的极大侮辱。套用这本书的书名，倘若我们不能“改造我们的逻辑修养”，讨论再有价值的问题，恐怕都难以达到想要的初衷了。

　　殷海光曾经说过：一本著作要能发挥它最大可能的效果，必须著者和读者双方密切合作。在著者这方面，他必须尽力之所及写得清楚明白。……如果一本著作发生阅读困难的问题，那么我认为首先需要检讨的是著者自己，不要动不动说读者程度不够。请问问你自己想清楚了没有？写清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