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10篇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是一本由汪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3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一)：抄袭别人文章的人出新书了。

　　抄袭别人文章的人出新书了。

　　-

　　--

　　---

　　----

　　关注一下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二)：眼前一亮

　　上篇《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很不错，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为何西方人看西藏问题会有如此片面的感觉——无知造成的冲突，外加新型的冷战政治，也提出了当前西藏全面世俗化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中篇《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学术气息过浓，感觉较难融入到文章的人类学话语体系当中。下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也相当不错，了解了更多的相关历史，可惜蒋介石没有提出中国对琉球的主权主张。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三)：认同的政治？

　　推荐是因为对西藏感兴趣的学者必须读这本书，没有其他含义。作者认为西藏问题是后现代的西方出于自身精神焦虑而产生的东方“香格里拉”想象，“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造就了西藏大师在西方的命运”，这完全忽视、回避了西藏这几十年政治体制和民族冲突二者如陀螺般恶性循环导致的近乎“无解”状态。还有，如果08年火炬接力时同胞对外国人的抗议是为了尊严的“认同政治”，那么，藏人自身的种种XX行为又是什么呢？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四)：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阐释比较深入清晰

　　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统一的行省制。制度上突出了民族区域与其他区域在族群、文化、宗教、语言、习俗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政治上不同于民族自决论和民族国家内的联邦论，没有否定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内涵上不同于族裔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因为自治体并非完全建立在族裔范畴之上，而是建立在“民族区域”这一范畴上。1、强调民族合作而非民族分立。2、不以民族而已民族区域作为自治单位。3、共同发展，宜合不宜分，不是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而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五)：一如既往的那么“汪晖”

　　文本整合方面有一定的价值。

　　还是说说疏漏吧。

　　页40：“元朝在西藏设立行省”错的离谱。

　　页59：衍一“尚”字

　　页127注1：“民族”实属“nation”误译，语境下应译为“国家”

　　考虑到是引文，本书作者责任不大。

　　页195：“（西）魏、周” “周”前缺（北），实属不应该

　　引用材料无甚新意。费孝通、霍布斯鲍姆、拉铁摩尔均属老生常谈。谈琉球而不引用林泉忠的《「祖國」的弔詭──「現代衝擊」下沖繩身份的「脫中入日」現象》实属疏漏。

　　总的来说，非得把“民主改革”缩写成“民改”，又非得把“欧盟”展开成“欧洲联盟”的论文，什么时候我都是见一次笑一次==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六)：一点点小看法

　　前几天，总算断断续续的把这本书看完了。对于作者在开篇里介绍的西方的东方主义及西藏政治地位，因为本人知识面太窄，我没有什么太多认识。现代社会所面对西藏问题，更多的是全球经济及世俗力量对西藏本来相对封闭的宗教社会的冲击，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激化发展藏族对汉族等其他暴力活动。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民族大融合产生一跨体系的社会。如何在新时代条件下解决民族自治、民族矛盾问题，真是一件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单单靠中央政府及内地的经济援助。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七)：面对西方的文化性敌意态度时，本朝的知识分子还是和国家站在一起的

　　汪晖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了自己批判“东方主义”的态度。在行文中，也多次直接引述当代中国国家的政治化术语，如“社会主义”。

　　这本书如果直接翻译给外国人看，我觉得八成会当成政府内开明者的回应。

　　我喜欢汪晖的写法，先写正文，再谈研究方法。我的毕业论文也是这么写的。

　　汪晖对于中国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不同的分辨，我很喜欢，我的想法很接近于他。

　　西藏的世俗化和宗教复兴，也是世界宗教复兴问题的一部分；他关注到了这一点，我很惊喜有人和我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也许他能谈的更多，不过他说的更多是从文化角度，不是宗教和世俗问题对立的视角。

　　他没有谈过出路，事实上，这种全球性问题，没人知道出路。只不过，如果西方人和藏人真的明白所有人都面临类似的困惑，就不会把矛盾之锋对准汉人和国家了。

　　.再次羡慕下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有个可以用搜狗输入法直接打出名字的导师叫汪晖。我还在图书馆默默地整理书稿。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八)：【一些摘录】

　　【西方西藏学】

　　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西藏人就是 12 世纪传说中的、曾经战胜了异教徒、波斯人和米迪亚人的翰王的后裔。

　　在赫尔德看来，佛教起源于温暖的南方，在暹罗、印度等地方也显示出慈悲、厌战、隐忍、柔和与滞怠的特征，但藏传佛教却由于自然条件的严苛而形成了一种与天主教相似的特征。

　　欧洲与西藏之间存在神秘而古老的联系这一信念其实是康德的西藏观的核心。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康德不是从欧洲宗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的角度谈论西藏，而是从希腊与西藏的关系出发论述两者的关联，语文学在此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脉络。

　　在 19 世纪欧洲的历史语言学对印欧语系的发现之前，许多欧洲人相信藏语与欧洲语言同属一个语系。康德的观点正是这一欧洲人的普遍信念的表达。参照康德在“前批判时期”有关种族问题的论文，我们还可以发现他的西藏认识中的种族要素。在发表于 1775 年的《论人类的不同种族》一文中，康德按照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分类方法将人类分为四个种族，即白种、黑种、匈奴（蒙古或卡尔梅克）及印度或印度斯坦。西藏人隶属古老的塞西亚（亦译斯基泰）人，包括印度、日本和中国的人种都是塞西亚人与匈奴及印度混种的产物。[12]在 18 世纪的欧洲思想氛围中，关于种族根源的讨论与民族性及时代精神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康德用崇高来颂扬古代的精神崇高，而以怪诞贬低其当代演变，例如十字军东征及古代的骑士精神是“冒险性的”，但作为这一精神的残余的决斗却是“怪

　　诞”；用原则战胜自己的激情是“崇高的”，但崇奉圣骨、圣木和西藏大喇嘛的圣便却是“怪诞”。

　　【冲突】

　　西藏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以世俗社会的逻辑制定的，两者对于教义、知识、程序和仪轨的理解和实践存在着冲突。有一位藏族知识分子向我解释说，按照喇嘛教的规定，喇嘛学习宗教知识的过程需要按照喇嘛教的程序，比如学习某种经典必须在西藏的某个寺院，学习另一种经典就必须去青海或甘肃的另一个寺院，但现在的宗教知识是由佛学院传授的，即便是学生跟随老师学习了同样的知识，从宗教内部的观点看，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具有合法性。但在西藏社会矛盾尖锐化，寺院本身卷入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宗教内部的流动和动员显然十分警觉。另一位藏族知识分子说，“3.14”冲突的另一个起因是寺院与政府关于喇嘛年龄的不同看法。许多藏族孩子很小去寺院学习，十五、六岁正式成为喇嘛；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喇嘛也成为一种职业谋生方式。国家按照就业年龄，将原先十六岁当喇嘛的规定改为十八岁，引发了寺院僧众与政府的矛盾。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九)：读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摘抄

　　（下文是对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这篇长论文的摘抄，其中（1、2、3、···）是所属章节，（#）是各章节下原文内容。

　　1、两种东方主义的幻影。20世纪之前种族主义意识与神秘主义元素，及20世纪西藏形象的变化，尤其是冷战后，68年西方青年危机向革命寻求，另一方面向西藏探险——及至今天的探险运动等，都是其表现。而后到今天则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文化问题。

　　2、#西藏独立问题是和西方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承认政治——即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承认体系，扩展到亚洲地区同时产生的。

　　#但他认为主权国家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历史，这一点并不错。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跌策动，20世纪前期的西藏不会出现独立运动，没有西方舆论的支持，当代西藏也不会产生以谋求独立为取向的运动。

　　#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新民族国家成功的概率与其说取决于民主、人权等口号，不如说取决于是否亲美以及是否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现在这招不管用了，亲美也是死路一条。

　　#在当代世界，中国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仍然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或王朝的幅员和人口构成的社会，但她早已不是清王朝，而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对于欧洲思想而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中的这种将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融合在一个共同体中的现象，构成了一个认识了上的挑战。

　　#中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冲突建立在两种政治合法性及其规则的较量的基础之上。与英国采用条约形式蚕食这一地区不同，清朝对西藏的治理并未越过达赖班禅金瓶掣签及其他宗教朝贡和礼仪形式。

　　#清朝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以整个区域关系及其规则的变化为背景的。这个规则性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多重朝贡关系向殖民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关系转变，从内外相对化的承认关系向内外分明的主权承认关系转变——前者普遍王权及其多元的承认关系（如宗教关系、政治关系、蒙古准格尔满洲中原政权的多重关系等）为纽带，而后者以王权的民族国家及其承认关系为前提。当主权体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规范确立之后，传统朝贡关系条件下的中央地方关系不得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领土、族群和宗教等要素被界定为划分不同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范畴，而在这些诸多要素中，领土内的行政管辖权成为现代国家主权的主要表现形式。1950年后中国的西藏政策必须置于这一规则性转变之中才能获得全面的理解。

　　3、#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大致有三种，一是革命党人，二是康梁，三是民国后以清帝国的国家界线来断定民族范围的国族主义，或多元性单一民族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历史的复制，而是全新的创造，其中国家主权的单一性与以人民政治为中心的社会体系的形成是区别于王权条件下的朝贡体制的关键之处。我把它看成是帝国遗产、民族国家与社会主义价值的综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前提的。多元一体强调的是多样性和混杂性的统一。

　　#1950年以来开展的民族识别过程显示，许多民族的自我认同恰恰是国家建构的产物。

　　#因此，只有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限制，才能发掘古典的和现代的智慧，为一种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平等政治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的可能性。

　　民族区域自治概念中的区域值得注意，因为超越了种族族群以及宗教的范畴，同时又将这些范畴融在在自然人文和传统的混杂空间里。费孝通曾将在中华民族聚居地区归纳为六大板块，·····较之单纯的族裔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以区域为中心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包含对中国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格局的理解。

　　#将藏人所居住的地区全部纳入民族自治范畴，完全没有顾忌这一区域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混居区域。

　　4、#19世纪以降，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局势，革命和变革既不是绝对本土的，也不是绝对外来的，而是在内外互动中形成的。在这种互动中，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在讨论中华民族概念时，如果不能从近代中国革命观点去理解民族认同，也就没有可能完整地把握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民族问题。

　　#当代西藏问题是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并日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上述两个原则（平等政治的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发生变异和转化也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从平等政治的角度看，民主改革铲除一农奴制为主要内容的等级制，进而改造了阶级关系，而市场化改革则重构了经济关系，并以产权关系为中心社会分化合理化。在90年代中国，1950-1960年代产生的政治基础逐渐转型，这一段在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伴随着新的社会分化，早期革命政治的正当性陷入了危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改变西藏宗教社会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过程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过程的话，那么市场化改革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世俗化过程。这两个进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推进政教分离的过程中，不仅改造了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而且也创造了一个对于西藏人 而言准宗教的价值体系（政治和信仰之间的心的合一形态），而后者恰恰相反，他以经济和市场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社会，伴随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体系的衰落和宗教政策的调整，这一世俗化过程恰好为宗教扩张提供了基础。

　　5、#藏族社会的危机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危机是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的危机。第二个危机源自语言问题。第三个危机源自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第四个危机是社会流动，这很可能是矛盾冲突的催化剂。

　　6、西藏问题的复杂性折射出了一个宗教社会自19世纪以降所经历的危机的全部深度，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地区和社会真正解决了这一现代性危机。

　　#当代中国现代化思潮的核心观念是法制的市场经济、个人权利、私有产权等。——尽管论述各不同，这些命题共同地指向一种程序性的、去政治化的权力自由主义是清晰的。其实，这一自由主义话语是现代化理论的翻版。我对私有产权的批评并不是要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反对将这一概念作为无所不包的普遍真理。······平等尊重不但应针对个人，而且也应该考虑集体性的目标，比如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的特殊要求。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事实上就包含了这种对于集体目标的承认。

　　#中国少数民族区域制度及其相关安排与中国的政治传统密切关系，例如清朝对边疆的治理讲究从俗从宜，发展处土司部落盟旗和政教等不同的治理模式。换句话说，这些制度是承认差异的。

　　#在多元社会中，如何将尊重平等和尊重差异这两原则统一起来，是一个巨大挑战。但这也是多元一体这一概念的魅力所在。

　　#没有民众性的政治基础（自主的能动的参与性），民族问题就只能成为少数人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而且极易陷入西方主流舆论和不同类型的族裔民族主义所竭力营造的汉藏二元论的框架中。要打破这一汉藏矛盾的框架，就必须彻底思考我们的发展主义逻辑，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表达，为新的平等政治奠定基础。

　　7、#随着西藏危机转化为抢夺奥运火炬的争端，西藏问题被搁置一边。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这是无知的冲突，外加新型的冷战政治。

　　#平等的承认是民主的前提。CNN侮辱性的言论体现的是一种等级主义世界观。

　　#尊严政治和平等政治的逻辑应该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中，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针对西方媒体不公正言论的抗议。西藏危机不是偶然的，他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转变之中。如果抗议运动不能将尊严政治的原则扩展至捍卫包括藏族维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人的尊严，就会失去尊严政治的平等内涵，如果抗议运动被族群仇恨和敌视的情绪所裹挟，也就背离了各民族平等合作互助融合以形成一个公民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原则。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里，寻求平等承认和尊严的运动也可能成为新的政治得以诞生的契机。（汪晖提出去政治化，并不是一个概念，他在这本书中所写的不正是非去政治化而重新政治化的吗，去政治化是个好词，是对今天时代非正义非人类现象的很恰当的描述。但去政治化是不好的，要涤除的现象。）

　　#我期待着，在这个危机时刻焕发出的公共意识不但能够转化为持久的民主动力，而且也能够转化为一种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及其不同区域和文化的契机——我们正面临一个危机接踵而至的时代，如果不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力量改变发展主义的逻辑，在20世纪的地基之上重新形成以人主体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这个危机就不可能真正化解。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读后感(十)：作业一篇：西藏问题，“布什主义”的下一个切入点？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读书笔记

　　15210732

　　改革开放即将将近四十年，新中国依旧是“内忧外患”。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开始推行“布什主义”——其核心是先发制人的单边打击，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并没有动摇布什主义的基础。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最大的外患之一。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安理会的决议有一票否决权。而且这种一票否决权的行使不受到限制，除非像类似朝鲜战争之前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出现，任何想通过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的军事和非军事制裁都不可能通过，也正因此，在现有的联合国的多边合作的制裁体制下，中国的国家安全是绝对的。而美国的单边主义打击则能够真正的威胁到中国。并且从冷战开始，人权为题就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屡试不爽的借口，现在仍在燃烧的利比亚的战火就是中国对于美国单边主义军事行动的长鸣警钟。

　　在我看来，民族问题是美国最有可能对中国实施人权干涉的借口，同时也是我国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内忧之一。中央政府在西藏和新疆投入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包括教育、医疗以及数量及其巨大的维稳经费。然而，新疆西藏的分离主义倾向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只有内在的解决了民族问题，中国才能解决美国对中国的威胁。

　　1. 为什么是西藏问题（西藏同新疆问题的不同之处）

　　（1）西方对于西藏的想象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利玛窦，西方永远不缺对东方的想想。萨义得将东方学视为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东方成为了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欧洲自我得以建立的他者”。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既不是纯粹的虚构或者奇想，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藏学一直在东方学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藏学研究却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这种知识体系本身，也可以看出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和西藏关系模式。

　　最早一批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约翰王的后裔。而这种将西藏视为基督徒的另一个故乡的方式，显然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汪辉先生将之称之为东方主义的幻影。到了近代欧洲，赫尔德又从“天主教神学的世界观中观察藏传佛教”，他认为“在亚洲广阔的群山和荒漠之间有一个看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宗教王国，那里是喇嘛们的天下。尽管小规模的革命曾经将宗教和世俗权力多次分离，但是二者最终还是一次一次的重新结合。没有哪个地方像那里一样，国家整个宪法都是基于掌握皇权的高级僧侣集之上”。而纳粹甚至也为了这个东方的幻影进攻了西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雅利安喇嘛和白种人在西藏神话中的角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藏喇嘛的角色——与其说他们是宗喀巴的后人，不如说他们是西方人的创造物。这里不是说50年代末以降美国对于西藏流亡政治的直接操纵，而是说西藏的形象在美国异化成了“精神性生活的榜样”——通过自己的生存方式本身，自己成为所传说的事物的反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造就了西藏大师在西方的命运——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两个不同的东方，一个是孕育着文化革命的激越的中国，而另一个则是安详宁静的，居住着西藏大师的印度。在1971年第一批西藏师傅到达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旅行，他们的追随者从数百人发展到上万人之多。各种各样的与西藏有关的电影、商品、艺术作品和视频遍布了各大商店、影院、画廊。

　　（2）基督徒对于伊斯兰教的天然抵触

　　布什主义是福音派支持下的产物。既然如此，作为福音派基督徒首先必须要消灭的异教徒——伊斯兰教的教徒的人权问题，在美国看来可能并不非常在意。从美国对于3·14和7·5两次事件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08年西藏骚乱发生手，白宫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表示，北京需尊重西藏文化、需尊重国家内的多元民族。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奥巴马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镇压拘捕示威僧侣表示不安和谴责，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西藏的基本人权并负责交代被关押僧侣的去向。 美国众议院议长兰希·佩洛西赴印度会见达赖表示支持非暴力立场，呼吁建立国际独立调查团搞清事件真相。民主党另一位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呼吁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表态应该更加强硬，批评中国政府对待西藏“沿用了一贯做法”。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的代表展开实质性对话，呼吁北京允许记者和外交人员前往西藏。参众两院通过议案，谴责中国镇压西藏抗议，并敦促北京与达赖展开直接对话。佩洛西在议案获得通过后表示：“北京早该重新检视其打击和妖魔化达赖喇嘛的失败政策，并向世界显示它能够作为一个负责的世界大国进行文明的对话。”

　　而09年新疆事件发生时，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表示美国对事件中逝去的生命表示遗憾，并且表示对事件深切关注，同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Ian Kelly）表示，美国继续对新疆动乱局势深感关切，但至目前为止并未获得中国在新疆有对民众镇压的讯息。凯利说，美国注意到当地警察采取高度安全警戒措施。美国除呼吁各方自制之外，也希望中国当局在执行恢复秩序行动时，尊重人民的合法权利。奥巴马、希拉里等政要甚至没有任何的表态！

　　从上面美国的反应来看，西藏问题的受重视程度显然是远远超过新疆问题的。中国政府在新疆7·5事件中采用的镇压手段强度更高，戒严的时间更长，甚至切断了网络通信，而这一系列举措甚至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高度抗议，对比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2. 外部视角看“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的一个特点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所有西方国家均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甚至在晚清和民初的诸种不平等的国际条约中，除了个别的例外，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西藏地位是清晰的。

　　那么问题来了：在西方国家普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时，为什么有那么多西方人同情或者支持“藏独”呢？

　　答案便是是西方的民族主义知识、尤其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形成的中国观和西藏观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

　　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可以是一个文明、一个大陆、一个帝国，而绝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在这里，“正常”与“现代”都是按照西方的自我想象而产生的标准，是硬将自己塞进普遍主义（或所谓普世价值）的框架中的西方特殊主义。这类在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形成的中国叙述是以欧洲民族-国家的标准模型为前提的，按照这个标准模型，政治共同体必须以民族体为中心，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反而被看成是人为的和强制的。

　　其次，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是一种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历史力量，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和相关区域的各种政治关系无不被这一力量所重新塑造。中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冲突就建立在两种政治合法性及其规则的较量的基础之上。与英国采用条约形式蚕食这一地区不同，在英国介入西藏事务之前，清朝对西藏的治理并未越过达赖、班禅、金瓶掣签及其他宗教、朝贡和礼仪形式。而随着英国的介入，清政府担心英国像不丹和锡金一样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于是开始直接干预西藏，而这反而计划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十三世达赖在1904年出走蒙古和1910年出逃印度时两度被撤销封号。而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触发了驻藏川军的内讧和哗变，导致他们抢劫寺院、商店、甚至屠杀藏人，这也为之后的分离主义埋下了伏笔。1912年，在清朝灭亡背景下，经过尼泊尔人的调解，所有清朝驻藏关于案和清军被驱逐会内地，清朝对西藏的统治系统至此彻底的瓦解。

　　3. 改革开放后西藏的内部危机

　　而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在西藏的展开，西藏的广大农奴翻身把歌唱，成为了藏区的主人，西藏的民族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阶级成了新的且唯一的纽带，无论是民族、宗教亦或是血缘等等联系全都为阶级所取代。这也就使得最初藏民以民族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转换为以阶级为基础的思维模式。民族的冲突暂时被阶级的冲突所取代。这样的年代一直持续改革开放之前。

　　宗教上，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宗教政策的松动，传佛教日益成为西藏社会维系自身认同的主要根据。市场扩大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为宗教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提供了可能性，西藏社会相较于三十年前显然更接近于一个宗教社会。然而，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改变西藏宗教社会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过程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的过程，市场化改革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世俗化的过程。这种宗教对于社会的渗透伴随着的就是宗教的世俗化——喇嘛成为了一种职业、清规戒律不再被严格的遵守、僧侣的政治地位不再。而当民族 认同被完全维系与藏传佛教智商，藏族社会声音的多样性——苯教、西藏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声音——反而被霪没了。

　　语言上，西藏地区的小学主要实行汉语教育，兼设藏语课程。地级市一下的单位、牧区实行藏语教育为主，兼设汉语课程。然而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年轻藏民，尤其是深处混居地区的藏民对于藏语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弱。这使得藏区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危机感，也是达赖、热比娅等所谓“文化种族灭绝”的体现。

　　经济上，而随着市场竞争产生的区域差别和贫富分化，逐渐使得平等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处于危机之中。而这两者恰好是支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大脸的统计数据证明，在改革时期，为了促进藏区的经济发展，让藏族民众脱贫，中央在藏区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并对藏区的社会福利体制（免费教育、公共事业、扶贫资金）给予大规模资助。而在宗教方面，中央也给予了更为宽松和开发的政策。但是与五六十年代的改革为大多数藏民带来好处不同，九十年代以后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速了藏区城乡之间，中心地区和边远地区，不同民众阶层之间，以及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单一教育为例，藏族青年的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全国其他省份，这使得藏族青年难以与中原地区的同代人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这也使得藏区成为了人口净流入的省份，外来人口进入藏区并且本地区民难以同其竞争，更加加剧了藏民的危机意识。

　　对于这些生长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人，“农奴-土改-改革开放”这一旧的政权的合法性条件已经离他们太远。3·14事件不是以政治斗争，而是社会报复的形式爆发，说明西藏社会缺乏解决这类社会问题的政治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危机才会全部转化为民族冲突。西藏问题可以说是中共执政合法行危机的以民族矛盾为突破口的爆发。

　　4. 解决问题的方向

　　（1）以中国为视角出发

　　因此要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首先要在认识论上明确中国的叙事立场，不能在西方话语体系和东方学的驯服与裹挟中失去该有的节操，认识中国，认识西藏，应结合自身的处境与实践，比如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运行和道德评价中的效果都要胜于西方民族国家的侵略与殖民地制度。如何正确看待中国？葛兆光的《宅兹中国》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历史重述方法不啻为一个可选项。葛兆光先生在分析以区域、亚洲、台湾中心、大汉帝国的中国叙事中总结了各自的优劣之处，并提出在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中要特别注意三点，即历史、文化与政治，但不论采用何种认识进路都应以中国为问题中心和视角。

　　（2）多元平等的构建

　　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思想观念是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权。这些命题共同的指向一种程序性的，去政治化的权利自由主义。在文化多元和族群关系复杂的社会里，平等保护个人权利与平等保护集体权利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按照权利自由主义的观点，宪法和法律不能保护任何集体性目标，否则就构成了歧视。而按照社群主义的观点，这种抽象的平等个人以及其权利的观念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将它运用于其他社会也构成了其实。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上，事实上就包含了这种对于集体目标的承认。对于少数民族的特定优惠政策，比如优生优育等等是否已经构成了歧视那？这些政策在援藏的人员中引起了很大不满，认为其没有被平等的不满。但是考虑到少数民族的人口、习俗等特殊性，这些政策和法律又体现了平等尊重的原则。

　　在多元的社会中，如何将尊重个人平等和尊重差异这两个原则统一起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社会是权利导向型的社会，由于社会不平等产生于权利自由主义的形式不平等之下，少数民族权力斗争往往采用认同政治的形态。社群主义者认为应当将这种认同政治转化为“承认的政治”，即通过承认差异来贯彻平等的价值，弥合社会分裂。而这种承认首先要有充分的公共交往，即包含不同民族之间，也包括民族内部的交往。要让多元性不成为分离性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是成为共存的前提，就必须在每一个元以及不同的元中间激活交往和自治，而不是将元视为一种孤立。绝对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新疆七五暴力事件，wikipedi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8C%E9%B2%81%E6%9C%A8%E9%BD%90%E4%B8%83%E4%BA%94%E4%BA%8B%E4%BB%B6

　　2. 2008年萨拉骚乱，wikipedia，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E8%A5%BF%E8%97%8F%E9%AA%9A%E4%B9%B1

　　3. 汪辉：《东西方间的西藏问题》

　　4. CHEN Dong：Who threatens Whom？ The ‘Chinese Threat’ and the Bush Doctr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