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一书由岳南所著，描述了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的命运，在抗战时期，我国大批知识分子在战火下不断转移，但是对抗战精神永远不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南渡北归读后感范文精选6篇。
篇一
遇到好书，就像遇到一见钟情的恋人。
近日整理书架，翻到自己三年前遇到的一本爱不释手的好书，与君分享。
待产期间，参加完专业考试，便无所适从。心灵和脚步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一位老师推荐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给我，与此书结缘。半年的时间里，连读三遍，意犹未尽。，经典之处，提笔抄写，待到去医院生产的那天中午，记满完了整个32开100页的笔记本。清洗钢笔，合卷，孩子次日出生。
作者岳南先生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独特研究，其耗时8年创作《南渡北归》三部曲（分别为南渡、北归、离别），出版后得到海峡两岸读书界的高度评价，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随着抗战的全面掀起，北平、天津各高校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大迁徙，由北平到长沙再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前方战火纷纷，后方的中国知识界在抗争中维持着国家的科研、考古、文学创作之路。为中国原子能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大撤退中冒着生命危险，从清华园实验室抢回五十克放射性镭，乔装乞丐一路逃到长沙，校长梅贻琦看到这一幕，泪水夺眶而出。这批知识分子可谓大师云集，其中有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刘文典、有数学天才华罗庚、有一代“学阀”傅斯年、有建筑学家梁思成，不胜枚举。物质匮乏、战乱四起，每日在“跑警报”中维持学术研究的教授们依然能做出令世界为之侧目的科研成果，依然培养出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为代表的这一批青年栋梁。童第周在四川南溪李庄的茅草屋中完成青蛙卵细胞剥除手术，震惊欧洲生物界；华罗庚在昆明陈家营半间黑屋子里完成的《推垒素数论》这部数学领域丰碑式的巨著。
这是一个艰苦的战乱时代，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知识分子在优美学风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孕育下，硕果累累。对于学者们当时艰难的生活状况，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感慨道：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了。
读这部书，可零距离接触大师感受战争年代中国学者的治学精神，可开阔眼界，可从侧面了解抗战那段历史。限于本人才疏学浅，虽书读三遍，犹不能表达作者之意万分之一。
篇二
最近，终于把《南渡北归》这本书看完了，回想起来，这本书从买来到看完，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个人觉得，看《南渡北归》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写作风格，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南渡北归》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南渡北归》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篇三
阅读《南渡北归》，缘起于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让我对大师满怀崇敬，但那种崇敬原本仅限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和人文情怀。直到在感慨与唏嘘中读完《南渡北归》这部鸿篇巨著后，才发现震撼人心的不只是个人的学术研究和人文情怀，还懂得了为什么有些人已去、有些事已毕，但大师风范却长留人间。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大时代，可谓悲壮又悲怆，还有无尽的悲愤、悲凉与悲伤。那是一个大师云集、学人荟聚的时代，才子佳人尽演风华绝代。那更是一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时代，从北方到南方，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军事到文化、学术，从国家兴亡到民族荣辱，从定国安邦到教书育人，从民族大义到个人节操，有悲情哀叹又可歌可泣，让人荡气回肠又扼腕唏嘘。
其中最让人感慨的是，在那些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里，责任与担当从未因烽火连天的战乱而被抛诸脑后，对文化科技的研究热情，从未因物资的匮乏等艰难困苦而有片刻偏离和松懈。在硝烟弥漫中，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考古人员依旧在田野间进行发掘工作，其发掘规模之浩大和发掘所得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贡献令举世震惊。在撤往西南的长途跋涉中，教师们借机开展实际教学，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对风土人情进行写生。在战事连绵、人心惶惶，日军飞机时时在空中盘旋，轰炸越来越密集的日子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边“跑警报”一边继续上课，硬是在战火纷飞中安下了一张书桌。期间，蒋梦麟在地下防空洞中撰写自传《西潮与新潮》；陈寅恪拖着病体，借着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完成了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同济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查清川南一带流行的疾病“麻脚瘟”的病源并降服病魔；童第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撰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在简陋不堪的实验室里创造佳绩；梁思成、林徽因在经济窘迫、病困交加中完成《中国建筑史》；梅贻琦在偏僻乡村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胡适、傅斯年、金岳霖、夏鼐、陶孟和……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学术成就，这些在坎坷动荡中始终执着于学术事业，致力于文化传承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情操，都让人由衷地敬佩。
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那一幕幕动人的历史时刻，早已走进历史深处，如今我们只有在书卷中回味往昔，一如追忆昨夜长风。尽管当年的人已去，尽管当时的事已毕，但他们的风范长存，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同时，应该感恩今日和平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衣食无忧的我们在岁月静好、窗明几净的舒适环境里，更要珍惜时光，勤奋精进。我们不仅要追溯大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风采，更要秉承大师们为国为民的胸襟和情怀。
篇四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在军阀们的混战中，在倭寇的飞机炮弹下，从东北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到西南的彭山汉代崖墓发掘。中国的考古界建立了不朽功绩。
昂昂溪原始文化的发掘考古，从源头上证实了中国东北本属于中国领土，驳斥了当时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理论。彭山汉代崖墓的考古发掘，更是彻底推翻了西人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由汉代崖墓考证了“四处汉代崖墓确系本土文化的产物，与所谓的古波斯崖墓没有任何内在联系”。
且不说安阳殷墟文化遗址与龙山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给中国乃至世界考古文化的贡献有多大。只是看看下面这段考古资料就足以让人感动了。
“一时间， 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段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网的发掘，有五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
本次工作102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85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 此次发掘的收获，除了甲骨之外，仅从后来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展品目录总说明来看，“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阳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侯家庄为殷代陵墓之残迹，小屯村为殷代宫室之遗址”。
三次大规模殷墟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呈现，考古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善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发掘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睦目，举世震惊。
在1928年到1937年的9年间，对殷墟进行了15次的发掘。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属罕见。
而这一切功绩的取得，是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是在倭寇入侵之时。可见，即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中国文化人也依然信念坚定忍辱前行。他们固守着中国文化，又创新着中国文化。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是竭尽努力支持着中国文化建设。无论是当时的文化学者，还是国民政府，都必须为之叫好点赞！
篇五
那一段纷杂的过往，掩盖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尘埃和粉红桃色的暧昧与蠢蠢欲动中，那是中国近代最混乱最黑暗的黎明时刻，也是创造了无比灿烂辉煌历史成就的盛世。
张学良在宋美玲放情的大笑与秋波含情的迷人眼神幻影中，抽刀拔剑；梁思成趴伏在弥留之际的妻子床前，低声哭喃；邓拓怀揣极度悲怆和绝望的心境，窝在家中写遗书给妻子，做人世最后一次的告别……那被掩盖在炮灰与枪鸣的年代，无数女性的觉醒，星光洒在她们身上，熠熠发光，与传统女性不同的睿智与肝胆，黑白照片映出的曼妙身姿，成了后人津津乐道各种绯闻轶事的谈资。
但历史不只是风花雪月。
撇开作为一部纪实性著作应有的客观角度与冷静的笔调不谈，撇开褒贬不一的业界评论不言，哪怕从篇幅和引用的数量与严谨程度，它值得一读。
至少从叙事主角来看，它便已经阻隔了男权社会对优秀女性暧昧探究的目光。从中国古早时就已存在的“女大当嫁”的腐朽思想在数千年的社会演化中非但没有被剔除，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扎根，变本加厉地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在普罗大众的思想中，其中一种外化就表现在对历史人物风流轶事的兴趣中。
曾经年少不知事时，提到林徽因，总是对她与徐志摩，金岳霖，梁思成的纠葛感兴趣，就像是每一个闲暇慵懒的午后，端一杯茶，戏虐地看着网络上风起云涌的明星绯闻，很难带出一点尊敬。本该是应该受人敬仰的神话，却因为读者某种生来自带的劣根性而变得像拙劣的戏剧。当别人提到林徽因是想到她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呢？是眼前浮现出她骑牛车在荒芜的田间小道寻觅遗失已久的古迹吗？还是想象她和徐志摩在伦敦雨雾中脉脉含情的一瞥中产生的无限诗意呢？
作为女性，总是难以摆脱社会加诸于她们仿佛理所应当的地位——纵观各种民国女性传记，有哪一个逃脱得了作者对她们恋情的臆想呢？哪怕是《南渡北归》这本书中，都难免有作者加上的“（南按：有人曾考证曾氏一直暗恋傅斯年）”类似于这样带着某种眼镜看人的想法。从中不难看出，从女性角度叙述必然导致看待历史角度的倾斜与不全面，哪怕再卓越的女性都难以逃脱被家庭伴侣牵绊的命运。
因此，《南渡北归》以男性大师为叙述主角的角度最大程度上还原了那个才思泉涌，充满争议而又文质彬彬，“君子和而不同”的年代，纷涌而散碎的记忆碎片，被一一拾取，又在这注定不平凡的书中，重现了那个不平凡的历史年代。
那不只是风花雪月，而是大师的重现。
篇六
《南渡北归》是一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我已经读过有几个月了，这三本书很长，足有170万字，能让我一气读完，足见它的魅力。看的过程中和看完之后，叩击心门的地方实在太多，书的内容也像是深入进了自己的灵魂，一幅幅、一幕幕，我就像是坐在了电影院宽银幕的前面，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的炮火炸毁了家园，大师们在敌人的炮火下，跳生、喘息、争斗、坚忍、奋进…。
一直想写一篇读后感，几次都是开了个头没有写下去，也许是闷在肚子里的情绪太多，也许是好多事情没有想明白，就这样一直耽搁了下来。过去几个月了，遗忘了一些，也沉淀了一些，现在就想情之所至、行云流水般、不受章法格式约束的记载一番。
首先，印象最深的几个人。
第一当是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名门之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后赴欧留学，归国后一直是中国文人的领袖。在动乱年代，他挽救了大批的中国文人，也挽救了大批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化。他，性情豪爽、明辨事非，有大智慧、大气概，绝不迂腐，说话办事大有气吞山河之势，胡迁评之“人间最稀有的天才”，当是有感而发。抗战期间，他力主史语所南迁四川李庄镇，保住了史语所的有生力量；先后弹劾孔祥熙、宋子文，以国民参政议员身份赶走两位行政院长；对汉奸周作人深恶痛绝，坚决要求法办。这些都足见一名文人领袖的社会良知和正义秉性。他，对友真诚，想方设法保障文化同仁的生活，接济当时生活窘迫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向上级争取资金为陈寅恪治疗眼病，而自己就在辗转台湾，去逝的前一夜，还在赶写稿子，想挣点稿费换身西装，看到他终其所言“归骨于田横之岛”时，怎能不令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山东有这一豪杰，当是山东人之骄傲，傅斯年者，当是山东人之最优秀的代表。
第二个当是陈寅恪。他一出场就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占据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端，他对中国历史熟稔、诗词精通，曾求学于美、德，精通八国语言，可谓中西贯通，在当时的确是“塔尖”式的人物，以至年少成名，虽并没有学历，仍被清华聘为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时年36岁。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亦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但是，时事变迁、好景不长，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一生，虽笔耕不绰，但终究是一悲剧式的人物。他又是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有救国使命，有文人志气，有隐士情怀，好在盛名之下，几次危机都得以险过。
第三个是郭沫若。对他不是敬佩，而是思考，一文人政客，有功绩、有投机，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郭沫若年青时就热衷政治，南昌起义失败后，避难日本，期间曾向史语所借甲骨以作研究，傅斯年出于对流亡文人的鼓励，慷慨借于了他，但同时声明这些甲骨还未作研究，不可以此发表文章，可不久郭就发表了研究甲骨文的著述，大量引用了史语所的甲骨素材，令傅斯年震怒，以至有了“井蝇”情节，从此甲骨概不外借。虽然，郭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不全仗于此，其成果也被世人认可，后称“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之一，但这段历史当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网络也有其生活作风方面的文章，后人对其自是褒贬不一。
第四个当是林徽因。年轻时的林徽因，可谓风华绝代、朝气蓬勃，与梁思成结婚后，“太太的客厅”一度吸呐了众多文人骚客，大家在一起品酒饮茶、共论时事、畅叙友情，真是人间一乐事。林徽因无疑是充满魅力的，众所周知的徐志摩对他的疯狂追求和金岳霖对他的一生痴情，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特别是金岳霖为其痴守一生，那时在李庄镇逃避飞机轰炸时，随身箱子里装的都是金、林之间的书信。林曾向梁坦言，自己同时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梁辗转一宿，决定让林于金，奈何金感佩于梁的品格，没有答应。但是，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后来梁、林故去，其子梁从诫为金养老送终。我常想，这些事、这些感情是怎样一回事，它甚至有悖于常理下的爱情和亲情，但是他为什么又让我们感动和回味，我想那肯定就是人性的光辉或者善良人性的本质。
另外，印象深刻的人物还有好多，比如胡适、王国维、沈性仁、闻一多、刘文典、熊大缜，等等。这还要感谢作者岳南，把那段历史作了恰当的还原，把一个个人物描写的那么接近于他们本身。
其次，有哪些感动的故事。
说故事还要从人物说起，著名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与金庸是叔倍兄弟，金庸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做笔名，而穆旦则把姓拆开，把“木”字改为“穆”字，取名穆旦。穆旦年轻时参加过杜聿明的远征军，经历过野人山撤退，后来从教，文化大革命被整。这期间，他与妻子同时下放河北改造，两个村庄相距十几里路，但彼此不通消息，非常挂念。有一次一个风雪的日子，五十几岁的穆旦借机向妻子的村庄跑去，跑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与分别多时的妻子见了一面。看着受尽折磨的妻子，穆旦眼含热泪对妻子说“是我害了你”，妻子说，“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给妻子放下一小包花生米和几粒糖果后，就一路小跑往回赶。当然，等待他的是一次更严厉的批斗和审查，但当时的穆旦就是怀着决绝的心境去的，就算一死也值了。几年后穆旦病逝，他死前在一首诗《冥想》中这样写到：“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这一幕、这句话一直索绕在我的心头，我能感受大师当时的无耐与奋争。
还有些故事，比如胡适临危受命赴美担任大使，几经纵横捭阖，有力地促成了美国的参战，为中国抗战争取到了贷款，后却被宋子文排挤，到处游荡讲学时的凄凉与坚持；刘文典见夫妻打架，被丈夫质问“你管不着”时，一句“蒙自这地方还有我管不着的事”，狠抽对方几个响亮耳光，把对方吓傻的文人骨气与幽默，等等。这些事情之所以让自己感动，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真性情，对方表现出的喜怒哀乐由感而发、尽情表达，没有掩饰、没有造作，可拍按而起，可以身赴命，这是做人的大气。二是为国为民，他们为国家命运而争，为他人不幸而呼，若再受到委屈与不公时，我们自然就会为其抱不平。相反，有些人，假借盛名，拉大旗、唱大戏、戴高帽，虚张声势，是纯政客，是投机者，他们的所作作为是无论如何也感动不了自己的。
最后，有哪些感想。
一是时事造英雄。蒲家庄聊斋园有这样一幅对联“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说的是蒲松龄屡试不中，成就千古名篇《聊斋志异》的故事。同样道理，为什么在抗战前后，中国出现了那么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那么集中？我想关键是当时的环境激发了他们、挖掘了他们，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自觉担当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不进则退、不生则死，没有选择，只有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那一刻被唤醒，中国人的力量在那一刻被凝聚。
二是文化是有传承的。刚才说的是天时，下面说的是地利和人和。纵观一批大师，大多是名门之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然后出国，后回归报效国家。并且他们许多人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种现象在当时贫困落后的中国是有普遍性的。有人说“三代出贵族”，也有人说“富不过三代”，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无可辩驳的是没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大师是很难形成的。正如昨天和儿子看《迪咖奥特曼》时，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努力活完短短的一生，把成果留给后人继承，人类就是如此反复、慢慢成长”。
三是日美之间的差别。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可要用在侵略上可就相反了。1901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支付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分期赴款，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后其他各国也相继效仿。中国一代大师好多就是用这笔钱完成出国深造的，那时一艘邮轮上不知站着多少将来的大师。当时，日本也迫于无耐签属归还条约，但包藏祸心，实际1925年至1937年中国仍支付日本赔款4573亿日元，日本当然用这笔钱来发展军事，后来侵略中国。在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说要感谢美国，本来就是侵略所得，当然它们也有战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带头，放弃庚子赔款支持中国教育，中国不可能有那一代的大师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
四是文化大革命真不是东西。书看到后面，我内心充满了愤慨与失落，一个个大师的故事，刚刚唤起我内心的良知和奋进的激情，在这里却又看到他们一个个被整疯整死，甚至求死不能。当初，有多少人是放弃赴台邀请，愿意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可我们没有证明他们正确的选择，而是让走了的人在唏嘘自己的庆幸。据书载，文革期间仅北大自杀的称得上权威的教授就有24名，多的时候每周都有自杀者，想想今日清澈的未名湖里有多少屈死的冤魂。戴高帽、阴阳头、喷气式、斗鬼台…，我算见识了。战争摧残的是人的肉体，文革摧残的是人的灵魂。小时候觉得文革离自己很远，觉得可笑，人怎么会那么无知。现在看来，这事离我们不远，它的背后是多数人的愚昧与盲从，是少数人的贪婪与虚伪。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自由，在这个时代，有闻一多的舍生取义，有鲁迅的正义直言，有朱自清的极度矛盾中隐忍的忧伤，还有胡适精辟的文字和清冷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同侧面的自由。还有最让我感动的是熊大缜！他太伟大啦！
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军正面抗日的事迹正逐步搬上荧屏，许许多多的抗日英雄被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是民族的英雄，理应得到后人的敬仰。可还有一批人，他们是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好多还不被我们所熟知。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但不会被我们遗忘，而是越发显露出他们的光茫，他们的精神会透过乌云、穿越历史，照耀今天、启迪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