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由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记得在我们的高中时期,曾经学过里面的部分文章。书中主要讲述了包括16朝1362年的历史。小编这里给大家带来了一篇网友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一起来看看吧!
汉武帝历史上名气很大,这名气估计跟他在位时间长有关系——他执政的时间整整有54年(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相比之下,汉高祖才19年(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188年),吕后10年(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78年),文帝23年(公元前177年到公元前155年),景帝14年(公元前154年到公元前141年)。所以,整部《资治通鉴》的汉纪九至汉纪十四都是讲汉武帝一朝的史事。
整体的感觉,汉武帝个人素质和能力不如前面几位皇帝,但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的成绩却亮点很多:比如驱逐匈奴,拓展国土;比如设立太学,传承文化;再比如,凿空西域,促进交流,等等。与此同时,汉武帝治下出现了“人相食”“卖官鬻爵”“酷吏佞臣”等帝国衰落才会有的恐怖景象。一些影响后世的改革举措,比如盐铁专营、重农主义产业政策,也引发千年争议。总之,这些成绩不能全算在汉武帝头上,而是有文景之治的国力积累。
写汉武帝的汉纪九,开篇就是干部队伍建设和选人用人问题。汉武帝是出了名的求贤若渴,经常让人打广告招揽人才,然后亲自“策问以古今治道”,参加面试的动辄百余人。更重要的是,汉武帝还发明了举孝廉的推举制,用制度化的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门的高级干部有推荐人才之责,不推荐和推荐不合格的都要惩罚。
从组织管理学角度看这些做法是正确的,构建了组织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最初,确实有很多人才靠举孝廉+策问的模式脱颖而出,像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等等。而且,《资治通鉴》也多处记载了这些人的策问,很多策问直接变成了汉朝的政策,比如董仲舒提出的举孝廉、兴太学就是策问时提到建议。
当然,后来举孝廉变味了,成了世家大族垄断权力的工具产生很多问题,此处不表。而搞策问答辩的做法,当时就有人反对,认为不符合汉朝历代皇帝反“嘴炮”的传统。像丞相卫绾的老师申公在回答汉武帝关于“治乱之事”的提问时就说,“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一番话把汉武帝说得“默然”。
而且,策问的激励效应,不仅会引来一堆误国空谈的嘴炮,更会被小人利用,使统治者被神神叨叨的话语迷惑。终其一生,汉武帝被儒士、求神问仙的方士等各路骗子忽悠,劳民伤财地修建了无数祭祀各种神仙的楼堂馆所,搞了无数祭祀鬼神的把戏,都跟他喜欢策问容易被人忽悠有关。
汉武帝在求贤若渴的同时,又是一个对人才十分苛刻的领导。汉纪十一有段话,“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就是说,手下人犯了点小错都会被杀掉。所以,硕果仅存的敢于直谏的汲黯说,“您这花费大量精力来招人,招来的人还没怎么用,就有被你杀掉了。天下的人才再多,也经不起您这样随便杀戮啊,以后谁还来跟您治理天下?”
汉武帝回答了一句充分反映部分领导心态、值得认真揣摩的话,“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耳,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这番话反倒把汲黯说得无语了。
在这种扭曲的人才观指引下,汉武帝对待手下人比较操淡。比如,李广的孙子李陵以五千步兵,对抗八万匈奴骑兵,先后斩杀匈奴兵上万人,最后在没有外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汉武帝勒令唯一跑回来的部将陈步乐自杀,然后灭李家全族,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还被割掉小鸡鸡。
君臣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像孟子说的,“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寇仇”。汉武帝对下属越糟糕,那么真正的牛人谁肯为他卖力?此消彼长,汉武帝手下的谀臣、奸臣、弄臣越来越多,护国谋国的正直之臣越来越少。下属对汉武帝也就能晃点就晃点,投其所好、欺上瞒下、以公肥私。特别是抓住他求神问仙的癖好,将其玩弄于鼓掌之间,甚至搞出了逼迫太子‘谋反’的“巫蛊之祸”,汉初政治清明的风气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