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一
父亲曾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猪肉贩，梳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中分发型，留着陆小凤般的八字胡，身穿一件大风衣。
据老家人说，父亲年轻时高大帅气，幽默开朗，在村里知名度很高，人送外号“半天云”。我老家在万州一个紧邻长江的渔村，多数人以打鱼为生，父亲也是。
我长到上幼儿园的年纪，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往湖北宜昌，贩卖猪肉。爷爷曾是村里的杀猪匠，父亲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宰猪也算得上是咱家的“家学”。
初到宜昌，一家三口住在一个逼仄、又黑又潮的房间里。摆下一张床垫，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没有地方搁桌子和衣柜。安顿好我们、找到摊位以后，父亲每天两三点起床，去屠宰场杀猪，以此省去请人杀猪的费用。一直忙到傍晚，他才会收摊回家。
当时生活拮据而艰辛，我却上着周边水平最高的幼儿园，还报了学费较贵的英语兴趣班。父母常教导我要努力、好好读书，四岁的孩子自然不会懂父母的良苦用心，直到长大成人才理解，父母原本不需背井离乡也能过活，他们出去闯，是为了给我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条件。
图 | 作者与父亲
父亲脑子活，肯吃苦，生意渐渐步入正轨，我们搬进了大一些的房子。父亲迅速购进全套家庭影院，大彩电、音响、影碟、功放，配得齐齐全全，都是当时价格不菲的物件儿。
夜间回到家，父亲往头上抹一把摩丝，拿起无线麦克风，跑到楼道唱歌，嘚瑟时像一只求偶的孔雀，天真时却像一个还没有入世的孩子。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一点小目标，怎么能不开心呢？
不过，父亲似乎很想念老家，我记得他出去吃饭总会点一盘爆炒小虾米，以前在渔村，他也时常做这道菜，又香又脆。
二
我家的摊位左边，是老冯的摊位。老冯有个乖巧的女儿，妻子怀着二胎，那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
下午生意冷清的时候，菜市场的几个猪肉贩常常围在一起打扑克。据父亲说，老冯经常在牌桌上怼他，使他难堪。
父亲原本不认识老冯，现在摊位紧紧挨着，所以关系很微妙，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对方抢了自己的生意。
老冯和父亲互不待见，但在老冯跟我开那个恶意玩笑之前，双方都谈不上有什么仇怨。
六岁那年一个周末，我到父亲的摊位玩儿。老冯从别处骑摩托车过来，把我叫过去，说：“你摸一下摩托车的排气筒，我就给你买雪糕。”
我毫不犹豫，把手贴了上去。排气筒很烫，我的手立刻变红，没过一会儿，整个手掌满是水泡。母亲听到我的惨叫，吓得不轻，父亲比较冷静，没多说话。
老冯心生愧疚，立刻载我去诊所拿药，连连道歉，事后给父亲买了一条烟赔罪。或许他也没有想到会把我烫得那么严重。
从此，父亲对老冯心怀芥蒂。
1998年7月14日清晨，天空微微发亮，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家摊位右边的猪肉贩老温要回河南老家探亲，父亲提前和老温打过招呼，在他探亲期间会占用那个空出来的摊位。二人的摊位本就连在一起，老温爽快地答应了。
老冯也想把肉挂到老温的摊位上。我母亲态度强硬，不让他挂过来，老冯把肉挂上去，母亲给他摘下来，两人孩子气地来回拉扯。几个回合后，两人激烈地对骂起来。父亲把母亲拖回来，旁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们劝开。
过了一会儿，老冯又把猪肉挂到老温的摊位上，母亲气不过，提起猪肉扔了回去。老冯怒火中烧，拿起磨刀棒，一把抓住母亲，往她头上猛砸了四下。母亲当场晕倒。
父亲反应过来时，母亲已经躺在血泊之中。父亲催促老冯帮忙，一起送母亲去医院。此时老冯还没冷静下来，他拖起剁大骨的砍刀，挥向父亲的头颅，父亲把头一埋，竟然躲过。老冯自知敌不过父亲，转身就跑。
父亲抄起尖刀，紧追不舍。大概追出五十米，眼看就要追上，父亲想刺老冯屁股一刀，给他个教训。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来，父亲的尖刀鬼使神差刺中了他的股动脉，鲜血瞬间汩汩而出。
雨水从房檐滴下，溅起地上的鲜血和泥水。刀光剑影过后，菜市场陷入与往日不同的混乱、嘈杂。救护车赶到时，已经太迟，老冯死了。
父亲一位朋友见势不妙，塞给他一些钱，让他赶紧跑路，父亲没有跑。后来，母亲被救了回来，父亲则因为没有对老冯实施必要的救治，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
三
父亲入狱改造。我对他的记忆极少，我试图去思恋他，却想不起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什么，我们一起做过什么。
母亲出院后去外地打工，我则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寄居在各个亲戚家，没有说“不愿意”的余地，只能接受安排。
我和父亲的交流，主要依靠信件这样古典而浪漫的方式。我住到大舅家后不久，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狱中来信，无非是一些让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孝敬长辈的话。父亲的信像是小学生作文，他总会在文章末尾写一个金句：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我很珍视那封信，用一个一年级学生能够做到的极致工整程度，一笔一画地誊抄了一遍。
小学期间，我转了5次学。不管在哪里，我都不愿谈起父亲，有同学说到父亲的话题，我就主动躲开，唯恐他们窥见我的秘密。我经常转学，总是外来者，忍受着本地孩子的欺负。要是再让他们知道父亲的事情，说不定会指着我的鼻子，嘲笑我：“他爸爸是杀人犯。”
母亲在深圳打工，她看见有人穿一种白色厚底显得与众不同的旅游鞋，其实只是厚实一点的运动鞋。母亲心疼我，买了一双寄到大舅家。那时周围穿这种鞋的人很少，任凭大舅如何劝说，我也不肯穿。那时，任何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都会让我不自在，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于是，我打赤脚，踩着铺满碎石的马路，淋着初冬的阴雨跑去学校。
不久后，父亲来信说希望看看我的照片。我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乖巧懂事，很不情愿去拍照。不过我拗不过大人们，只好去了。我没有细心打扮，穿着一身很破旧的衣服。
图 | 年幼时的作者
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看到那张照片伤心了许久，他觉得自己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对不起我。其实，我从未怪过父亲，即便在受人欺负、最无助的时候也没有。我对父亲的记忆和情感，就像那信笺纸上的墨迹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淡。
考上初中以后，我常常会想：父亲一个人在里面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和别人打架，潮湿的环境会不会让突出的椎间盘更加疼痛，多年的胃痛有没有好一点，受不受得了里面的劳改任务。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流泪，但那眼泪代表的不是爱，而是同情。
有一年寒假，橘子熟透的季节，大江两岸，漫山红遍。父亲来信说想看家乡的橘子树。我拍了一些橘子树的照片寄过去。父亲很满意，回信说拍得很好，尽管很多照片都是糊的。
四
父亲减刑三次，总共减刑三年，服刑十一年，于我读高二那年出狱。
一个中午，六月已至，骄阳似火，远远能看到柏油马路上腾起的水蒸气。父亲回来了，在一个饭店庆祝，我即将迎来与父亲分别十一年后的重逢。
我走到饭店门口，父亲跑到马路上迎接我。他年老色衰，但我一下认出他来，他一定想不到我已经长得比他还高了。他一直笑，夸张的笑容挤出沟壑般的鱼尾纹和法令纹。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进去。
那见面的场景，父亲也许反复练习过了。我却不知道用什么动作和表情，来面对这一刻，只是淡淡地笑笑，像在类似红白喜事的场合应付陌生亲戚。
这场阔别重逢并不温馨，反而略显尴尬，没有迎面扑来的拥抱，没有声嘶力竭的苦情戏，更没有喜极而泣的泪水，一切都在平静中草草结束。我吃过午饭便返回学校。
我甚至没有叫一声爸爸。多少次话到嘴边，却如鲠在喉，叫不出口。刚开始，我对父亲没有称呼，说话也极少。后来才叫他“老汉儿”，比“爸爸”这个称呼粗犷一些，不过顺口多了。我同样也感受到父亲在称呼我时的手足无措，只是犹豫不决地叫着我的大名。
那时，我快高三了，每日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十点才回家。我敲门，父亲把门打开，艰难地弯下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老腰，把拖鞋整齐地放到我脚边。每每这个时候，我会很不自在。父亲对我太客气了。
父亲做了很多饭菜，其中有不少需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大菜”。父亲已经有十余年不曾下厨，我看着那些饭菜，明知他很用心却完全吃不了，每次都让他做简单些。
回家后，父亲迎来四十三岁生日，他邀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在饭局上，我端起酒杯，想对他说些什么。一桌人都看着，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喝下那一杯酒便回屋写作业了。
为了缓和尴尬气氛，父亲赶紧招呼朋友们：“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吃，我们吃。”
客人散去，父亲睡下，我在父亲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写着“生日快乐”。父亲看到那张纸条后很伤心，与母亲说，自己很失败，亲儿子有话都不跟他说。
我与父亲，十几年来不曾为人子、为人父，有些不熟练，想真正走进对方的生活，却找不到门在何处。
五
我外出念大学，经常给父亲打电话，主要目的是要钱，也会聊聊天。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俩在电话里聊上一小时仍觉得意犹未尽。
春节，一家三口坐在一起看电视。
母亲对我说：“你不能老是不开腔，要多说话，人既要有口才，又要有嘴才。”
我问母亲：“嘴才是干什么的？”
父亲突然插话：“口才是用来说话的，嘴才是用来吃饭的。”
真当着面，父子俩却只能尬聊。
2018年7月，我刚刚研究生毕业。有一天忽然感觉臀部有些不适，到医院检查，普外科的医生说是肛周脓肿，不能自愈，需要做手术。同时，我的血常规有些异常，血液科的医生建议我做一个血象分层检查。天色不早，我打算次日再去做血象的检查。
得知我要做手术，父亲不放心，连夜跨越几百公里前往重庆，来到我面前。当晚，我和父亲分别躺在标间的两张床上。
“老汉儿，不是吓你哟，可能是白血病。”我忽然开口对父亲说。
“卵咯（不可能吧）。”父亲说。
我生平第一次与父亲开玩笑。那时我坚信生活的主要矛盾，只是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肛周脓肿带来的剧烈疼痛之间的矛盾。
第二天，我去做血象分层检查。两小时后，我拿着结果出来，走到父亲跟前，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哎呀，还真是白血病。”父亲显得有些懵，好像在说“卵咯！”
图 | 作者在医院
我们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也都清楚必须尽快振作起来。我被肛周脓肿困扰，好几天没有睡觉，身体虚弱，血红蛋白很低，贫血严重。急性白血病发病非常凶猛，如果不及时住院，有可能还没来得及治疗就已丧命。好的医疗资源总是稀缺，父亲带着我在重庆几所大医院来回跑了好几趟，都没有找到床位。
初步确诊后的次日夜间，我和父亲想去一家医院的急诊科争取一个床位，然后转去血液科，但还是没有成功。我缩在医院的椅子上，疼得咬牙切齿，束手无策。父亲上厕所回来，我发现他眼睛是红的，显然流过泪。
在医院的椅子上坐了许久，父亲直接冲上血液科医生的办公室。很庆幸，他找到一个医生，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我得以开始接受治疗。父亲表现出的冷静克制和积极争取，令我敬佩。
父亲在里面呆了十余年，出来以后却能迅速适应社会、找到工作。这几年，他从老行当猪肉贩转变成超市的生鲜采购人员，生活很积极。我最终确诊患上白血病以后，父亲不得不来回奔忙于重庆、万州和贵州三地之间，照顾我、照顾家里还要兼顾工作。
2018年11月，我感染得很重，无法动弹，插上了呼吸机，医院给父母下达病危通知。父母细心照顾着我，清除排泄物，连续数日无法安眠。
我迷迷糊糊的，有时会想到：在这场被命运主宰的游戏里，我们不过只是任由摆布的小丑，不过总会有人扮演着英雄的角色，父亲就是我的英雄啊。
度过那次危机后，我病情有所好转。
六
前段时间，我情绪不太好，夜间独自一人出门，在一个仓库门口坐下，没有接父母的电话。不知父亲是如何找到我的，他在我旁边坐下。我转着手里的矿泉水瓶，他时不时看我一眼。
很久以后，父亲点燃一支烟，又迅速掐灭。他说：“都会过去的，你看老汉儿，那么多的困难都克服了。”语气好温柔，或许就像儿时哄我入睡一样温柔。
父亲见我不回话，接着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句话用在此时此刻，似乎不那么土了，显得恰到好处。二十八岁的我与五十三岁的父亲并排坐着，那是我们的心靠得最近的一次。
上一次住院治疗，我躺在床上，父亲在一旁给我削苹果，他让我帮忙网购几条内裤。
“三角，还是四角的？”我问。
“三角的。”
“为啥穿三角的内裤，不勒吗？”
“也许是被生活磨去了一个棱角吧。”
我笑一笑，换了个话题：“老汉儿，你把烟戒了噻，你以后要是得癌症，我可不会给你削苹果。”
父亲也笑一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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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刘言蹊
刘言蹊从残缺那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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