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76期 汪广龙：在无限困惑中寻找“控制感”

　　【作者简介】汪广龙，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副研究员。2010年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2016年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14年-2015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性国家、社会纠纷解决、社会治安。相关研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开放时代》等学术期刊。

　　。

　　【写在前面】论学术齿序，石头君是我的师叔。接到师叔的邀约，深感惶恐。前面分享的各位师长、学友都久经沙场，可对于初入学海的我来说，无力感和困惑却一直如影随形。要让身无长物的我分享些什么，恐怕就只有我如何应对这无力感和困惑本身了。回头去看选择以学术为业的九个年头，自己经历了从接受学术训练到研究展开，把自己的“兴趣”转变为自己的“专业”；再到目前初获教职，进入既可安生又可立命的职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无限经验和理论困惑中寻找到某种程度上的“控制感”是我最深的感触。或许，这些自说自话能为即将踏上研究历程的学友们提供一些参考。

　　相比于大多数一开始就选择“以学术为业“的学友，我自己并不是带着明确的研究方向和职业目标进入研究生涯的。我的研究道路选择更多缘于自己的“私人恩怨”。回头去看，通过“研究”这条途径认识、适应和把握这个让人困惑进而不安的世界，是我选择学术研究的隐秘心理机制。这其中，自己最大的困惑便是普通人头顶的各种强大“组织”和“力量”。小时候，我从进城打工的母亲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城管”的概念，第一次从母亲和城管之间的各种“互动”中感受到了暴力机器的力量和特殊性，这个暴力当然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是不一样的，也和我们学到的“国家”这个概念不一样。当时一直不明白，明明大家都同情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明明管不了的事情为什么要管。搞运动、个人同情、卫生费、领导检查、创文等词语成为我对政府事务的初始想象。这些从小而来的困惑一直伴随我左右，挥之不去。有时候甚至觉得它们已经植入我的大脑深处，成为我自己选择政治学与行政学这个学科领域以及自己研究展开的潜意识。

　　一、专业入门：有控制感的研究性思维

　　相比于大多数以学术为业的学友，我想自己并不是带着明确的研究方向和职业目标进入研究生涯的，更多是自己的“私人恩怨”。现在回过头去看，通过“研究”这条途径认识、适应和把握这个因为困惑而让人不安的世界，是我选择“以学术为业”的隐秘心理机制。其中最大的困惑之一便是普通人（或者说自己）头顶的各种强大的“组织”和“力量”。小时候，从进城打工的母亲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城管”这个概念，第一次从母亲和城管之间的各种“互动”中感受到了暴力机器的力量和特殊性，这个暴力当然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是不一样的，也和我们学到的“国家”这个概念不一样。当时一直不明白，明明大家都同情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明明管不了的事情为什么要管。搞运动、个人同情、卫生费、领导检查、创文等词语成为我对政府事务的初始想象，这些从小而来的困惑一直伴随我左右，挥之不去。有时候甚至觉得已经被植入我的大脑深处，成为我自己选择政治学与行政学这个学科领域以及自己研究展开的潜意识。

　　硕士还未入学，就迎来了导师的入门“考题”——如何理解“普通中国人眼中的政府”。或许真的有缘，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导师问到了我一直的困惑。当然，这也是导师给试图踏上研究历程的我的一个下马威，而我必须在两周之内完成。面对这个“诠释”导向的研究，从哪个视角切入，用什么理论和研究方法我都是一头雾水。现在只是记得，我是呆在图书馆，从翻各个学科的字典和百科全书释义开始的。后来，已经“变得慈祥”的导师告诉我，当时觉得我在短时间完成的短文还凑合，才决定招收我入学。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逐渐认识到到我们最常谈论却又没有深入清理的“政府”概念有复杂的面向，作为一种权威支配关系、作为一种制度性结构、作为一种组织化表达、作为个体性的国家官僚。这其中的每一个面向又都存在复杂的内在逻辑。再后来，经过多次的讨论修改，这个考题成为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是导师尝试给我建立一个进行学科想象的基本框架。事实也是如此，政府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最基本的研究对象，这个基本框架以及进一步追问产生的困惑一直伴随我后续的研究展开，也成为研究问题的来源。

　　但是，要通过研究这条路径来为自己的“私人困惑”寻找到一个出口，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是研究性思维的培养。我一直对周雪光老师书中的一句话记忆深刻——要避免“非知识的信息、没有原则的主见和没有信念的直觉”。如何把自己从知道一些理论的“兴趣者”改造成“社会科学研究者”，让自己的思维专业化、科学化，对理论和方法形成强大的控制感，能够依靠自己寻找稳定可靠的答案。被各位师长念念叨叨这么多年，我自己总结了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学习一定要系统。这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形成知识地图，按照现象或者理论进路整理阅读批量的文献，理解理论争论的前因后果。我自己尝试的办法包括：进行专题式的阅读、参加专题课程、下载国外顶级高校顶级研究者的课程大纲按图索骥、对学科内顶级杂志进行长期跟踪等等。第二，个人认为，系统的学习更意味着要清晰地理解理论的概念层次——它关注的是个体及其有意义的行动（Actor an），还是关系互动()，亦或者是结构与机制（Structure an）。系统的理论学习不仅是获取认识不同现象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学会进行精确的定义、建立边界清晰的命题。概念和命题的清晰让我们可能如“庖丁解牛般“将纷繁复杂的世界重新切割，划定自己的解释范围，与其他理论产生强烈的“排斥感”，这是让自己研究“可控”的标志。

　　二是有控制感的想象力。应星老师说，社会科学家要“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每每读到这几句都有荡气回肠之感。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有意识地尝试用不同的理论，从行动者、互动或者结构等不同角度来看待不同的社会现象，也包括进行价值反思。在这方面，导师一直鼓励我尽量接触和跟踪多样的社会事实，对新鲜的社会事实保持兴趣和思考。每次的读书会导师都要求对新的社会事实、新闻、现象发表看法，每次都会面临被大家“穷根问底”进而“哑口无言”的窘境。读研期间，某地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聚众滋事事件”，导师鼓励和支持我去现场调研。我从学校骑了60公里到达当地，住在满是跳蚤的“宾馆”，每天骑着车在村里逛，收集各种通知、说明、通报，逐渐认识了村民、务工人员、村支书、镇领导等田野中的行动者，参加村子、工厂、学校、老乡团体的活动，把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访谈、二手资料收集、中立观察、完整事实等所有田野技巧全部用一遍。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以完全旁观的研究者视角去面对经验世界，直到现在，各种经验的细节仍在不断浮现，成为写作的源泉。相对于理论的“狭隘”，经验世界的广度是无止境的，面对错综复杂的经验世界，如何透过理论的走廊进行概念化，抓住其中的关键内容，进行因果分析、机制分析和结构化思考，这需要感性与理性、理论与价值碰撞出的有控制的研究想象力。

　　三是要注意自己的“语文能力”。语文能力不仅是文字能力，也是与人交流能力的体现，更是思维方式和控制能力的呈现能力。让自己的思考以文字的形式清晰呈现出来，有助于思考的概念化和系统化，也有助于检验自己概念和命题的清晰程度。写到这里，读研期间自己一直被导师批评“小学语文不及格”，我一直是在“不及格”的阴影中训练一字一句的选择和表达。文章的推进也一直是在模仿大牛们的学术写作并不断修改自己写作中度过，“第20稿”是每篇文章发表前的常态。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技巧，除了做研究一般需要的边界清晰之外，还包括命题不要太长（5个连续命题一般是阅读极限），文章要问题导向、引人入胜、前后回应、一波三折等等。但直到目前，我自己的“语文能力”仍然是自己论文发表的“定时炸弹”。

　　二、选题与问题：超越控制感

　　当然，无论是站在学术训练还是职业发展的角度，博士论文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毋需给博士论文画上太多光彩，个人认为博士论文的基本功能也不是追求重大学术创新和突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阶段也很难），而是一次更加扎实的学术训练和实践过程，是对自己研究控制能力的再强化与检验。通过博士论文的训练，自己在博士毕业时不仅在价值和毅力上，也在思维和技能上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我在不同地方都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做研究就像炒菜，要综合考虑食客的需求、自己的技巧、食料的可获取性。我想大家都是在研究前沿、学术训练、职业规划、可操作性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博士论文检验、超越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研究控制感。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直接起源于硕士时期导师带我进行的“出租车研究”。当时，全国出租车行业都面临“稳定问题”，对“稳定”与“维稳”的研究也热闹非凡。当时某市发生了多次聚集事件，负责出租车管理的领导基本是风声鹤唳和连轴转的工作状态，至今我仍然对官员们疲惫的表情和红红的眼睛印象深刻。在研究中，我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了解了中国政府的“维稳”行为，其对人员、组织的强大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计成本的资源动员。当时，我们尝试从纯粹组织理论的角度来回答地方政府和部门多样性的维稳策略选择。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己的理论阅读和积累也主要围绕政府组织理论展开。我们更多关注组织任务来源、设立、动员、考核等一系列过程，通过解释政府组织层级中委托人的任务要求与代理人的各种“应对行为”，来解释基层维稳现象。

　　但是，国家谋求的“社会安宁”、“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并不是单纯的利维坦强制及通过科层组织的任务执行。事实上，喧闹的“稳定”研究背后也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理论切入点，有的关注行动者个体层面的“不满”（Gr），认知与动机是其中的关键；有的关注行动层面的社会冲突（Conflict），强制支配与动员是其中的关键；有的关注需要第三方规则介入的冲突（，也即纠纷），规则约束的有效性是其中的关键。我选择更多将国家看作第三方制度规则，更多关注这个制度规则如何“有效”介入不同主体间的冲突解决，有效性是其中的关键机制，以此来理解作为一种制度的国家。

　　这样，我逐步就将自己的经验关注聚焦到中国政府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来。“综合治理”是中国政府最常用的治理手段，它的基本内容是“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这不仅是治安领域，也是安全生产、城市管理、环境卫生等多个公共事务领域的常见表达。

　　三、研究展开：做研究对象的专家

　　“做研究对象的专家”是导师强调最多的内容，也是我感触最多的部分。它强调对资料要做到信手拈来、烂熟于心，对田野经验事实不应局限在自己研究关注的部分，而应该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历史和未来、整体和部分、利益和心理、行为和习惯都有清楚的认识，甚至把自己变成研究对象的一员。如果要用格式化和可操作化的语言去总结，我想核心是两点：

　　一是占有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资料。资料的核心不在多而在具有分析价值，能体现因果的时空联系和必然联系，能包含主要事件或者场域中不同行动者的行为和动机、制度背景。系统的材料不仅能保障论文的严谨，也能大大降低写作时的工作量和风险。我想大家都会发现，经过更加深入的资料整理和梳理，前期的很多假设都会发生变化。此时，如果没有其他相应的材料准备，便只能返回田野甚至更换题目，大大增加工作量。

　　作为我研究对象的“综治工作”涉及治安“打防管控”、矛盾纠纷化解等庞杂的内容。而且，除去成员单位，综治工作的主要承担部门包括了政法、综治、信访、法院、公安、劳动、司法、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等多个部门。这给我田野资料的收集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是我必须在对工作进行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抓住主要线条，找到田野的主要方向；二是一项工作涉及多个部门，要获取某项工作的全方位材料非常困难。为尽快进入角色，进入田野后我选择先大量阅读单位中的各种材料档案等二手资料，主动请求参加各种会议和文件的起草工作，请求周围同事的手把手指导。机关文件的框架内容、排列、用词都是经过多次讨论斟酌，是组织运行逻辑的重要体现。这个过程不仅让我学习到了大量背景资料和组织逻辑，也迅速融入了田野单位。另外，就是通过田野笔记梳理每天的经历、发现，识别出不知道、不理解的事件、逻辑、文本，第二天找各种机会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后我发现，政府中的“专项工作”一般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文本资料，可以收集到比较完整的工作方案，包括监督检查、考核激励、情况报告、总结等具体内容，组织运行的各种规章比较完整，各方面的互动比较清晰，而且这的确也是我所研究的相关政府工作的主要运行方式。

　　除此之外，为了理解“综治”策略的形成过程，研究还需要大量建国初期的档案资料，但这部分资料几乎都是“内部资料”，比较难以获取。幸运的是，我后来获得了海外研究单位的访学机会。在那里我收集到了建国初期政法工作的政策文件、领导批示、领导讲话、判决书、新闻报道等大量材料。另外，我也顺利通过内部综治年鉴、地方志、公安志等补充了大量的二手材料。经过以上的复杂过程，博士论文的资料收集才告以段落。但即便如此，写作开始后我也必须再次前往田野进行资料补充。

　　二是“能上手”的经验事实。一般来说，我们都要求研究者要理解经验材料，对其来龙去脉、意义等有清晰把握。但我的经历表明，仅仅做到“理解”是不够的，或者说由于理解的难以操作和强烈主观性，常常不是真正理解了经验事实。

　　虽然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展开之前，我已经有过大量的田野参与经验，有机会开展大量的访谈、阅读档案阅读，了解了政府工作的重点议题、治理思路、制度限制、组织结构、人员关系、决策过程、政策方案、指标设计、考核检查、部门协调、资源来源等日常运行的重要机制，一直自诩为对中国基层政府有比较清晰的理解。直到刚进入田野一周后的某一天，单位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负责完成递交给中央部门的情况报告。这个消息“有喜有忧”，喜的是这个报告是全省工作报告，我可以走出自己科室业务内容和流程的范围，了解更多的工作内容。忧的是虽然一直是“码字为生”，但这种格式化、公文化的报告一直是被我们“瞧不上”的对象，觉得都是复制粘贴的格式化公文，味同嚼蜡。但真要自己写，还真是傻眼了。听到领导让我负责报告的消息，周围同事也都很惊讶，因为这个报告会直达最高层面，不单单对我们处室，还对整个部门甚至全省都非常重要，让我来写只能说明领导对我这个“博士”非常看重。同事的这个解读让我更紧张了。抱着坚决不能给“博士”丢脸的态度，我找来了之前的各种情况报告，收集了各种资料信息，整个周末都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模仿着工作报告的结构、语言，挑选出自己认为重要的工作内容，终于在周一上班前拼凑出了全文。但很快就从上边传来了消息，领导要求组建专门的写作团队，由一位处长牵头重新完成这份报告，我作为团队成员由一位副处长指导完成其中一小部分。显然，我加班完成的这个报告被否定了。新版本的报告采用了新的结构、新的语言，甚至新的事实案例和数据。至今我仍然存着这两份报告，不时对比报告的框架、遣词造句，一方面是提醒自己不要眼高手低，对田野的“自我理解”是完全不够的，带着主观意味的理解常常只是蜻蜓点水。真正的田野认识必须要达到导师所强调的自己能上手的地步。仅仅通过访谈和参与是不可能真正进入经验事实的，只有真正参与日常工作，包括文件起草、会议组织、督导考核、沟通协调、意见回应，才能真正认识经验事实。另一方面，当再回去一字一句读这些格式化、公文化文本时，其中的“思想重视”、“组织领导”、“力求实效”、“多措并举”、“严格奖惩”等都鲜活起来，承载着重要的中国科层组织运行密码。

　　对经验事实的理解必须达到“能上手”的地步，我认为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大多数时候与行动者的直接认识存在距离，关注的国家、社会、组织、政策都是抽象概念，承载他们的是方案、说明、汇报和纪要，对经验材料的把握依赖于研究者的自我理解。但是，研究者的自我理解和经验世界中的领导、基层官员、机关干部等的理解常常有着巨大的差距。周雪光老师常常给大家推荐优秀的官场小说，我想或多或少有让大家读到其中的“人”这方面的考虑吧。

　　此外，还要注意不断跟踪经验事实的变化。经验的变化可以考验理论的清晰度和承载力，好的理论能够迅速识别经验变化的关键内容。从田野回到书斋，甚至完成博士论文后，经验事实都在不断变化，新的经验事实是推动自己论文修改的绝好机会。例如，我研究的“综治”经历了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再回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再到“治安风险管控”的演变。这每一次演变的背后，都是国家策略的重大调整。最近几年，随着国家政法逻辑的重大变化，“综治”工作的目标、方法和组织系统都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不断用新增的经验部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不仅是写作期间进行博士论文调整修改的重要方法，也是我之后进行长期跟踪研究的一个部分。

　　不过，不管之前做了多少准备工作，下笔写作和思考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这是一个体力活。与一般论文不同，博士论文常常面对海量的档案和资料、仍然模糊的研究思路、更为“宏观”的研究问题，意味着更为复杂的概念体系、命题和经验事实。这个过程，非是“闭关”不可能完成。闭关一方面是让自己从其他琐事中脱离出来，集中注意力、精力和“智力”（像我这样智商不高的人尤其重要）；其次是形成稳定的节奏和计划。我当时规定自己每个月必须完成一章内容，整体完成初稿后再细细打磨。在前期已经完成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把每一章细化为资料整理与补充、数据分析、写作等几个阶段，按照规定时间完成。每写完一章光顾一次理发店，用头发的长度约束论文的进度。虽然回过头去看，进行这样的“项目制”管理有完成任务的节奏，但我想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若非这样很难拿出可以进一步打磨的初稿。

　　四、以学术为业：走出舒适区与重建控制感

　　我想，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兴趣出发进入研究领域的。漫长的研究历程需要跨越的第一步是成为专业的研究者。这需要我们掌握专业能力，进行理论和方法学习、形成开阔理论想象和视野，并将自己的思考呈现给学术共同体。导师把这个过程总结为想象力、控制感加上表达力等几个关键词，而形成作为研究者的控制感是其中的核心。控制感并不代表研究者的格式化和刻板。我选择的这个主题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寻求公平正义的鲜活案卷，这其中有充满悔恨的一时冲动、失控人生的误入歧途、盖满鲜红手印的申诉信、年逾花甲的老工人手写的万言书、成为货币数字的生命等等。但作为研究者又意味着我不得不暂时悬置这些个体生命中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将其视为理论上的“正常”问题，转而去思考庞大知识体系下的部分理论“异常”。但是，这并不代表这部分经验事实和价值异常脱离了研究，它以另外的方式渗透进了我们的理论想象，成为推动控制感的隐秘机制。

　　博士毕业，大家都获得了教职，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控制。但是，控制感只能表示自己在某个理论视角下对某个经验片段的科学研究能力。也许某一天，一个新的理论想法和经验事实让你突然丢失了控制感，慌乱无措。别无他法，你又必须重新启程，再一次重走那艰难的历程。我自己便是如此，虽然沿着某一思路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是我很快发现了自己原有理论视角的不足，而且迟迟没能在理论上找到出口。面对日益激烈的学术竞争，只能用亚历山大来形容。但是，之前的舒适区必须放弃，这条路只能重走，没有选择。

　　虽然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知识传播，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个人色彩极强的工作。但随着职业生涯的开始，自己的兴趣和专业需要承担社会分工下更加复杂的下角色身份——作为教师、作为研究共同体的一员、作为知识生产者、作为雇员。这意味着自己的研究工作要成为教书育人、学术争论、社会生产、目标任务的一个部分。如何恰当地参与到学术共同体当中，从对话中汲取营养，从帮助支持中感到温暖；如何作为合格的组织成员，完成组织的要求与任务；直至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角色。各种不同的判断标准迎面而来，各种逻辑不同的标准混杂在一起，挑战自己对研究本身的坚持。我们终究要学会如何让学术研究的“私人困惑”与“学界”的公共性和平相处……

　　（编辑：小鱼）

　　关注《学术与社会》，在后台回复关键词“石头”，可以获取公号的所有文章。

　　《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摘选

　　【73】周敏：我的唐人街研究

　　【74】刘磊：从整体经验出发认识中国法院

　　【75】叶成城：我的欧洲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