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权力话语理论下的翻译策略研究论文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国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外；与此同时，也有国外的一些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的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权力关系在制约着译者，使得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般来说，强势的国家更加崇拜自己本国的文化，而对于外来国家的作品则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占英美图书比重较小，根据笔者查找的数据，在 1990 年，英国出版了 63980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 1625 种（2.4%）；美国出版了 46743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 1380 种（2.96%）（李红满，2003:106-107）与之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中所占的比例较之文化强势国家大了许多。以韩国为例，2000 年至 2012 年，从韩国出版市场的翻译图书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25%-31% 之间。这和英美国家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当我们仔细阅读强势国家为数不多的翻译书籍时，会发现译本和原著所要表达的意思会有一定的出入，这是因为译者会受到权力的制约，对其中部分用词进行一定的修改，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违背原著作者的初衷，使得译本在译入语国家产生与本国不同的效果。本文将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下，对一些文学作品及其各国译本进行分析，从各国译者在翻译他国文学作品时采取的翻译策略中，探寻对我们中国译者的启示。

　　一、权力话语理论

　　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间的转换，也不能看作是文本层面上的信息转换，而是和文化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在研究翻译和权力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福柯，他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所谓“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它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吕俊，2002：106-109）。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认为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人文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

　　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使得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而是扩展到文化，历史，美学，甚至意识形态等多样的学科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时时刻刻都会对译者和译文进行操纵，译者也始终不能摆脱这样一种约束。通过该理论，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可以得知在面对欧美强势国家的文化侵袭和对弱势国家的忽视态度时，采取何种策略可以更好地将中国文化推向外国，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在译文中能够体现出权力话语理论的作用的代表性策略就是归化和异化。

　　二、归化和异化

　　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曾在 1813 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一个学术演讲中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靠近读者。之后，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问世，里面使用了一对关键术语―“归化”和“异化”。

　　前文提到过，西方国家引进的翻译书籍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在翻译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大量采取归化的策略。中国的翻译学者在研究西方的归化翻译倾向上也很活跃，另一方面又强烈地将其作用于权力话语。中国学者对英美译者将外国文本任意删除变用的行为表示反对，也进行过强烈的批判。而中国译者在翻译本国作品的时候，大量采取异化的策略，尽量保持自己文化的原汁原味，使中国文化最大限度地在译入语译本中体现出来。这种翻译策略的差异也可以从各国的译本中体现出来。因此笔者将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分析一下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三、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1. 在汉译英中的体现

　　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金敬红等 2007:451-455）。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例 1：

　　原文：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P156)

　　译文 1：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P155)

　　译文 2：I know“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P231)

　　上文中的原文是红楼梦第十一回王熙凤的一句话。译文 1 是杨宪益的译本，译文 2 是霍克斯的译本。从上面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欧美国家的人对中文文本英译采用了不同策略。杨宪益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虽然离纯正的英语表达距离相对较远，但是传达了原汁原味的中式表达，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提高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之相反，霍克斯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摒弃了中文原语的结构，用英语中常用的表达，更加贴近英语国家的读者。

　　2. 在汉译日、汉译韩中的体现

　　前文举出的例子是汉译英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的译者翻译中文小说的时候，基本上采取了归化的策略，摒弃了我国小说原有的味道。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在面对英美强势文化的时候，我国的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尽量采取异化的策略，来尽力保存我国文化的元素。

　　权力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欧美和亚洲国家的对立，在亚洲国家之间也有一定的体现。这一节笔者选取了余华的小说《活着》的日译本和韩译本进行比较，来分析其中权力话语带给翻译的影响。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 2：

　　原文：日本投降那年，龙二来了，龙二说话时南腔北调，光听他的口音，就知道这人不简单，是闯荡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P95)

　　译文 ：日本が投降した年に、二がやっ来た。言~になまりがあり、そのk音をいただけで、只者でないとがわかる。(P90)

　　在上文中，日译本的译者V容对其进行了归化翻译。将“南腔北调”译成了“なまり（乡音）”。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南方和北方的口音相差很大，所以出现了“南腔北调”这个词汇，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归化翻译成“乡音”，则没有了这背后的文化。韩译本的译者白元坦是在“南腔北调”这个词的翻译上，忠实了原文，采取了异化的策略，译成了“”，这也体现出中韩两国并没有强烈的权力关系，而中日两国这种关系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如果是中国译者进行翻译，在译文中进行直译，添加脚注不失为一个良策。

　　3. 在英译汉、英译韩中的体现

　　以上笔者举出的两例都是强势文化国家在翻译弱势文化国家作品的时候采取的归化策略，下面我们再看一些弱势国家翻译强势国家文本的例子，这里面笔者选取了美国小说《富爸爸，穷爸爸》的汉译本和韩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寻同属弱势国家的中韩，在翻译美国小说的时候，两国译者会带着什么样的翻译态度来进行翻译。

　　例 3：

　　原文：He is only 29. He was fired from the car wash because he refused to take off his championship ring as he was wiping off the cars，so…(P15)

　　译文：他只有 29 岁。因为拒绝在擦车时摘下冠军戒指，他又被洗车站解雇了。(P22)

　　观察上面的译文，可以发现中韩两国对于“championship ring”的翻译截然不同。中文译者采取了完全归化的策略，翻译成了“冠军戒指”；而韩国译者翻译成了“”而没有翻译成固有词“?”。因为韩国语言受到英文外来语的影响严重的特殊性，译者更倾向于翻译成有欧美范儿的词汇。

　　通过前面的几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在翻译中国的作品时，会采取归化的策略，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语句进行删减，更改，融入他们本国的元素，译本更便于译入语国家的读者理解。而中国译者翻译同样一部作品时会采取异化的策略，尽力保留我国的文化，将中国文化传递给英美国家的读者。

　　日本和韩国虽然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的语法结构和词汇也十分相近，但是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日本译者更愿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原文的意思，采用归化的策略，而韩译本尽量忠实于原文，采用异化的策略来处理一些词汇。在对待美国小说时，中文译者更喜欢将一些词汇用纯粹的中文进行翻译，偏向于将美国小说翻译成地道的中文；而韩国更加崇尚用外来语进行翻译，而不是固有的韩文。

　　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并非只是两种语言之间转换那么简单，而是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因素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秉着一个正确、端正的态度来面对各个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作为一名中国的译者，在将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时，更应该积极采取异化的策略，这样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更好地保留，以免被西方归化、吞噬。西方国家的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时，或许会采取归化的策略，删除或更改我国文学作品中很多的文化元素，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尽可能站在中国译者、中国人民的角度进行复译，让西方人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