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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随想录》
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几岁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
你像你的信仰那样年轻，像你的疑虑那样衰老；像你的自信那样年轻，像你的恐惧那样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样年轻，像你的绝望那样衰老。
在你的心灵中央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从大地，从人们......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远这样年轻。
——巴金《随想录》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随想录》
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
——巴金《随想录》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
——巴金《随想录》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巴金《随想录》
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鲁迅《随想录》
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蒋介石后来又把它当做宝库。林彪和“四人帮”更把它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无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变经”，江青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痛心。
——巴金《随想录》
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
——巴金《随想录》
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类，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错；好人做错事，怎么办？至于坏人呢？坏人做起坏事来，不只是一件、两件啊！
——巴金《随想录》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
——巴金《随想录》
今天有人喜欢表示自己一贯正确，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贯正确。我不大相信。我因为自己受了骗，出了丑，倒反而敢于挺起胸来“独立思考”，讲一点心里的老实话。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林彪、“四人帮”以及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带着无法治好的内伤迎接“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我庆幸自己逃过了那位来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
——巴金《随想录》
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巴金《随想录》
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
——巴金《随想录》
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只有“四人帮”才想得到什么“三突出”、“高起点”一整套的鬼话。他们说的话越漂亮，做的事越见不得人。他们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现在到处都有。譬如学习外语吧，我收听外语广播讲座时，还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我想，学外语不去记单词、做练习、学文法、念课文，却念念不忘“革命”，那么一定学不好外语。同样从事革命
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要“为革命吃饭”，“为革命睡眠”。吃饭就吃饭，睡眠就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会损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
——巴金《随想录》
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
——巴金《随想录》
然而在今年六月号的《河北文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文章的题目是：《“歌德”与“缺德”》。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吗？不会吧。“四人帮”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吹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见，就不明白？
——巴金《随想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巴金《随想录》
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的作品。作者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
——巴金《随想录》
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干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巴金《随想录》
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岛海口市也曾访过海瑞墓，幸而我没有写文章发议论，不然我早就跟吴、周两位一起走了，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说实话，对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钦佩。不过我始终有个疑问：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巴金《随想录》
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做实地调查。
——巴金《随想录》
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
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
——巴金《随想录》
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
——巴金《随想录》
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
——巴金《随想录》
渐渐的喜欢喝红牛，并不是因为它的味道很好，而是因为它的图标——两头相爱的牛克服万难冲向对方，让心的距离变得更近。喝多了红牛至少不会让自己感到那么孤单。
——西山《随想录》
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
——巴金《随想录》
风向我证明，距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产生的运动到达了我这里。
——斯特里马特《随想录》
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随想录》
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巴金《随想录》
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巴金《随想录》
《随想录》简介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
《随想录》是巴金一生的心血。他在晚年终于写下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如果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深刻反思，完成了最真实人格的塑造。
《随想录》收录巴金先生文革结束后创作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统称随想录。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从《随想录》里，人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巴金，他开始独立思考而不再盲目听命，挣脱思想枷锁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国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集中批判“长官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