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道士的散文

　　如果看照片，还真像作家余秋雨说的那样，他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这是上个世纪初期的资料照片，跟许多中国农民一样，在照相机这个洋玩意儿面前，他无论如何也摆不出丝毫精神的样子――他就是敦煌道士王圆。

　　在玉门当兵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人。那时距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就40年，人们的记忆应该还相对清晰，只是我没在意，这边耳朵听进去，那边耳朵冒出来。那是谝闲传时一个老邮递员给我讲敦煌时提到他，只有一句话，是那姓王的道士发现了藏经洞，并没有象余作家那样，说“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是在多少年后看到余秋雨的那本散文集，看到里面的《道士塔》，实际上，那篇文章并没有激起我对王道士的怨恨，相反，却觉得要读懂这个道士真难。

　　这个王道士，怎么说他呢？是农民、道士，还是晚清的一个士兵，反正他的晚年活得并不轻松，因为他的名字与莫高窟连在一起，即使死后，也是聚讼纷纭。

　　其实，不论是农民、道士还是士兵，都是他的真实身份。早先，他从一个农民来到左宗棠的部队，在肃州巡防营当差――他是麻城人，湖湘子弟，一个普通兵勇。当兵的养小不养老，退伍的时候，他在当地受戒当了一名道士，道号圆。后来他离开酒泉，向西云游，来到敦煌，看到残破不堪的莫高窟无人打理，于是自愿承担了管理的责任，四处化缘，把劝募来的微薄钱财积攒起来，用于清理洞窟和营建太清宫。当然，他这样做，除了那份虔诚，更多的是为了有一个栖身之地。就这样，一个不小心，道士王圆与莫高窟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个年代，国家积贫积弱，在外国列强面前焦头烂额，一味退让，谁也不曾想到遥远大漠还有一个即将被风沙湮没的普通洞窟，更不会想到一个贫困的道士在洞窟做什么。然而历史竟如此吊诡，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日子中，偏偏让他在这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19xx年6月22日，这一天，在同一片土地的东方，八国联军刚刚攻下京津门户大沽炮台，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正会同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浴血拼杀，而在西北大漠的莫高窟，依然一片宁静，只是不时从洞窟传出清理淤沙的唰唰声。晚上，有个帮工因为抽烟磕烟锅，在昏暗的油灯下发现从洞壁的裂缝传出空洞的回音，便疾呼王道士来看。对这种情况，王道士也好生奇怪，觉得蹊跷，于是二人连夜破壁，果然发现一个小小的洞门，往里一看，一个黑黢黢的空间中堆满了用粗布包裹的经卷古物。就是从这一刻开始，震惊中外的藏经洞呈现在世人面前。也许道士王圆还不知道，这一天对于莫高窟和他本人有着什么意义，因为当他走出洞窟，一切都跟往常一样，除了遥远京津平原的炮声，这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王道士粗通文字，他虽然不知道这些经卷的价值，但在朦胧中还是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不辞劳苦，骑着毛驴忍着饥渴奔走荒漠，先后向敦煌的两任县令和肃州的道台甘肃的学台大人报告，但最终的结果是他带的经卷留在了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就地封存的一句话，这让他凉透了心。今天我们无法理解道士当时的心境，也许他希望能够引起这些官员的重视，调拨些资金或得到赏赐，他好用这笔钱完成心中的事业，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有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修复颓废的千佛洞窟，营建道家宫殿，恢复莫高窟昔日的辉煌。希望落空之后，他有点气馁，只得拿出部份经卷，当作符咒向附近村民兜售，宣称可以治病，为自己增添一个筹钱之道。

　　就这样，王道士依然象往常那样过着日子，做他想要做的工作，整修寺窟。而此时，莫高窟发现经卷宝物的消息却传了出去，引起了西方探险家们的兴趣。此后，就发生了被亿万中国人谴责和众多中国学者为之捶胸顿足的事情――

　　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用一点点儿随身携带的生活日用品，从道士手中换走两大包敦煌文书；

　　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中国跟班的帮助下用相当于200块银元的马蹄银锭骗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骗走十大箱计五千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桔瑞超等人掠走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又掠走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这些文卷，包罗万象，涉及4-11世纪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医药、历史、文学、宗教和社会学科等内容。就这样，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敦煌成了这些盗窃者们发迹的天堂，莫高窟蒙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劫难。

　　现在看来，这事发生得多少也有点戏剧性。第一次那个俄国人用一点点儿日用品换取文书，也许那是道士生活极为需要的东西。第二次斯坦因的银锭无疑具有诱惑力，因为道士需要用钱来实现他的理想。那么以后呢？这时他多少已经意识到这些经卷的价值了，并且看守得很严，可是他已经抵挡不住诱惑了。

　　这以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曾用胶粘法盗走莫高窟壁画的美国人华尔纳曾给了王道士75两银子，可是这个数字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钱来，于是只能以装疯躲过这场灾难。这一点在我国早期摄影家、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先生的《西行日记》中也得到间接证实，只不过陈先生猜测，也许王道士是害怕官府追究他的责任而伪饰患了精神病。

　　不管王道士的精神受到何种刺激，我们要探究的是，这一次次换来的钱财，究竟用在了何处？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猜测，王道士是出家之人，温饱足矣，要钱财何用。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曾提到看过他的账簿，“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事实上王道士也的确实现了他的计划，他所涉及的工程包括重修“三层楼”、建“太清宫”和“古汉桥”、“补葺大小佛洞”等大多在生前完成。

　　在这些西方人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呼喊都无人重视，这无疑是令人悲哀的。与此相对照，据斯坦因说，西方人来到这里换走文物的时候，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并且在运回的路上受到了官兵的保护。1909年，当伯希和将一部分莫高窟精品带到北京的时候，还在六国饭店公开展出，引起人们争相观看。就这样，当斯坦因、伯希和之流窃得中国文物，大大方方地运到大沽口，大大方方地装船运回自己国家，并向全世界宣布这一重要发现之时，清廷的各级官员这才知道了文物的价值。难又一次来到莫高窟，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1910年，经罗振玉等学人奔走呼号，清政府终于作出决定，以6000两平银价格将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致使运到北京的卷子有许多是经过分拆凑数的。而清廷拨付的银子，却被敦煌县府截留，只是后来经道士催要，才象征性地给了300两，算作香火费。

　　王道士尽管没见过多大世面，但还是有着精明一面。作为藏经洞的发现者，他对官方的掠夺和官员的贪心感到非常痛心，所以特地把一些写本经卷转移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可是这又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因为在此之后他仍把已经转移了的经卷卖了出去。矛盾吧，还是为了钱。道士王圆就是这样陷入了莫高窟藏经洞经卷大量流散的旋窝之中，是是非非纠集于一身。

　　余秋雨的那篇散文写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发表后还被选进高中教材，其中的立场、观点当然会对人们产生影响，只是这样的立场、观点我总觉得太过偏激，特别是对于王圆这个普普通通的道士来说，“罪人”这个词儿让人感到沉重和惶恐。

　　是的，自打上个世纪30年代敦煌学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人们有感于藏经洞文物流失海外这一令人痛惜的事实时，敦煌道士王圆作为当事人，自然成为议论的焦点。但我想，王圆不小心触碰的是一个对后世有着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认识这个人物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此刻，当我站在莫高窟大牌坊外的道士塔前，就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