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来的地铁上，肯尼亚来的小哥和我畅谈他在非洲的四个废品回收公司，身边还有旁人，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开了一些小差。
我开小差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让一个人这么自豪地说自己的梦想，究竟需要多少人的点头、许可和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还没有打灭这样的勇气。
我想这种青年在中国也是有的。小的时候，家里有去找外公诉说自己是画家却不能成才的年轻人，外公给他们几个豆包，打发走了。
长大了一点，我总能遇到许多有理想的青年，然而在很多场合，“有理想”和“幼稚”“不谙世故”却已经成为不能分得太清的同义词。很多有理想的青年，在这个社会，不能说，不敢说。他们期待一个热烈的回复，却处处遇到冰冷的墙壁和冷水，久而久之，只好把一团火在心里紧紧捂着，期望哪天这黑暗里断了氧气，那火苗也就灭了。
很多青年开始贬低自己，这反映出一个非常残忍的社会现状：自我贬低往往是出于自我保护，青年们想，在一个什么都不能成就，没有出路的社会，让我先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吧，这样别人再没有贬损我自己的余地。
我看到英国青年踌躇满志互相交换理想的时候，中国的青年互相踌躇满志地交换着嘲笑，仿佛自嘲和对自信心的先行摧残，在这个社会里是唯一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
他们想，我把自己贬低到不能再贱的地步，你们的嘲笑也就不能伤害我了。这是实用而可怕的自信心。
我们读教育的人，希望看到一代年轻人，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是抬着头的，是心里有梦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梦哪怕是一个角落，也曾实现过的。
而这个前提，是我们需要学会不去嘲笑这些有梦想的人。如果他们的想法看起来荒诞，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给他们纠正的建议和理由。如果他们的想法看起来可行却遥远，那么这个社会给他们鼓励和认可。如果他们的想法看起来既而可行，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给他们资源和渠道。
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伟大的人，每天都会给有梦想的同行者一盆冷水。
有些人害怕积极进取的青年，因为他们害怕生活里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把一切都怪罪给社会和体制的人，害怕靠自己努力的人。他们害怕这些努力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故事，打在他们脸上，告诉他们：哦，如果我当初努力了，也许也能成功，所以到头来，我买不起房子其实也不全是体制的错。
这是很多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观点，这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原来我的不成功也有我自己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更可靠的办法就是崇拜权威，在自己的价值无法和他人价值相比的情况下，通过极少数的成功来贬低身边的人的成功，从而保护自己的自尊和自我价值，通常的策略是：
“你这叫成功了？有马云那么成功吗？”
“你有四个废品回收公司，但能坚持几年？国家政策一变你还是啥都没有了。”
而他们不会在意马云的成功，他们劝自己说，那是极小概率的，不足以威胁到我的身份和自尊。
人们对自己心理健康的保护是非常本能的一种反应，然而这种反应被激化、畸形发展之后，却越来越危害到一个社会长久的核心竞争力。
很多人来剑桥，看到了这里的美景和传说，他们没看到，这是一个尊重观点的城市。这个城市最美的地方，就是一个本科生，可以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下午，敲开教授的门：“教授，你有空吗？我觉得爱因斯坦可能是错的。”教授会耐心地和他坐下来，一一听过他想说什么，然后肩并肩走向图书馆，彼此交换这个看法。
一百年前在剑桥，这位本科生叫做维特根斯坦，他带着这样的想法，敲开了罗素的门。他满脑子都是自己伟大的怪念头，而且愿意把这些危险的怪念头付诸实践。
回头看，我们庆幸人类有这样一个小镇，这样一所学校，收留了他，也改变了人类一个世纪自我内心探索的思考路线。
我在剑桥的这些年，听过许多奇怪的观点，在吃饭的时候遇到过认为养老金是投资诈骗的学生，在火车上遇到了在非洲开了四个公司的二十岁的青年。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才华和野心去理解我听到的这些话，但我成了一个聆听者，在历史眼中，我也只是一个聆听者。但我的桌子的另一边，总是坐着一个严肃的思考者。
我听见历史对我说，所有严肃的思考者，都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我耐心听着，在历史里面，如果理解了，我就鼓励，如果认为不可行，我就建议或者分析和劝导。如果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就会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