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临终前，只交代了两件事。一是母亲找到合适的就改嫁吧，二是要求姐姐一定供我读完大学。对姐姐，父亲什么也没有交代。—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83个故事 —
一
2010年9月的一天清晨，天还未亮全，班主任周老师敲响了宿舍的门，她把惊醒过来的我喊了出来，一把搂住我，摸着我的头说：“周雪，你堂伯父来接你了。你爸爸昨天夜里走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胡乱点了点头，跟着来接我的堂伯父急急往家里赶。
父亲躺在临时搭建的一块门板上，四肢冰冷，没了呼吸。母亲转身看见我，一边低低哀泣，一边将白色孝衣往我身上套。姐姐跪在门板跟前，哭得撕心肺裂。
我茫然地张望着四周，不知所措，只知道跟着流泪。
九月的南方天气还很炎热，叔伯们商量说不宜久放，天一亮就各自去镇上买来了寿衣寿棺等物，村里的八仙到位后，当天下午，父亲就下葬了。
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没过几天，家里就陆续有客人上门，说得都是同一件事：父亲生病期间借的外债。
母亲和姐姐一一认了每一笔债务后，亲戚朋友才放心回去了。临走前嘱咐姐姐，不急着还钱，先照顾好母亲和我。
那年我15岁，刚上初三，姐姐周娇22岁，刚刚大学毕业。母亲望着一贫如洗的家，和16万元的外债，欲哭无泪。
二
姐姐拼了命地找工作，母亲也多种了三亩地，开始学着别人耕田犁地。我却无心学习了，父亲的突然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变得更加敏感和害怕。
周老师发动全校为我捐款，我站在学校操场的红旗下，听着主席台上校长声情并茂地讲述我家里的事情。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我感觉浑身冰凉，四肢打颤。
一时间，全校都知道我没了父亲。我甚至不敢去食堂打饭，原先与我交好的几个同学也远离了我。
我内心自卑又痛苦，却不敢跟母亲和姐姐说。我的成绩也跟着一落千丈。
中考失利后，我不欲再读，姐姐却异常坚定地要我读高中，并且要读完大学。姐姐说这是父亲临终前交代她的。父亲说，不论生活多困难，一定要供你妹妹读完大学。
姐姐哭着答应了父亲的临终嘱托。想方设法，让我以体育生特招的身份进了市一中。
我对高中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那几年自己一半时间在学习，一半时间在操场上训练。
姐姐在市里找了工作，做房产销售。母亲见我姐俩都在市里，便找了一份餐馆卫生阿姨的工作，就近照顾读高中的我。
一切似乎在慢慢步上正轨，可高考前的一次体检，彻底打乱了我的人生。
三
2014年4月份，学校安排高三学生进行体检，我被查出肝功能异常。班主任通知我两天后去体检的医院复查。
姐姐知道后慌了神，父亲就是肝癌病逝的。
我同样六神无主，觉得自己会像父亲那样突然死去。我不想去医院复查，心里明白，我的肝功能异常很可能是真的，而不是检查过程中失误导致的。
姐姐一边安慰我说：“不要怕，也不要担心，还没到最严重的程度，有病就治病，没啥大不了的。”一边找医院的同学帮忙，代替我去复查。所幸姐姐的肝功能正常，我的高考体检通过了，可以去参加高考。
处理完体检的事，姐姐带我去了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说我是乙肝的病发期，必须住院，且接受抗病毒治疗。
我不懂什么叫抗病毒治疗，从姐姐紧锁的眉头间，我隐约感觉到治疗的麻烦和费钱。
接治的邓医生初步给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药物治疗，服用高价的恩替卡韦，副作用小，但需要每天且长期服药。一个是直接上重组人干扰素，副作用大，但治疗期短，有20%的概率可达到医学上的治愈。
邓医生说，若我能幸运的在20%的概率中，那干扰素是优选，治疗结束后复发的概率很小，对只有18岁的我来说，可避免长期甚至终身服药。
母亲忧心不已，干扰素的好处多，但成功治愈的概率太低了，只有20%。加上期间的各种复查费用，一年半的干扰素治疗期保守估计需要花费两万多元。
而一年半后，若干扰素治疗失败，我不得不重新选择第一种方案，恩替卡韦药物治疗。
母亲手里毫无存款，不敢说出选干扰素方案，哪怕两万多元最后打水漂，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看着姐姐与医生。
四
姐姐反复与邓医生评估干扰素方案，想要了解干扰素的副作用。邓医生说，干扰素的普遍副作用是恶心乏力，发烧，大把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引发甲状腺等内分泌紊乱。
住院十天后，医生建议可以出院，隔一天来医院注射一针干扰素，每月复查肝功能。三个月后做一次全面大检查，用以评估干扰素方案对我的治疗预期效果。
第一次出院小结 | 作者供图
出院的时候，我们全家是怀着希望的。医生说过，越年轻，免疫应答越好，有效率越高。
我也满怀希望，咬牙忍受干扰素带来的发烧、乏力、掉发的副作用，一面应对即将到来的高考，一面隔一天去医院注射一针干扰素。
这次住院已经花了五千多，未来一年还需近两万的治疗费。姐姐既要还16万的外债，又要负担我的治疗花销。对此，我无能为力，只能拼命学习。
但，我高考失利了。
高考前一天，我接受了一针干扰素注射，第二天在考场上我就发起了烧，整个人昏昏沉沉，脑袋一片浆糊。
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还是哭了。
我身无长物，毫无能力，唯一能报答姐姐的就是分数，可事与愿违，我再一次让姐姐失望了。
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本市一所刚由大专升为本科的普通大学，一是因为离家近，方便治疗，二是因为学费低。
三个月后的大检查中，我的DNA病毒并没有下降很多，其他指标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邓医生说：“这三个多月来，你妹妹自身的免疫应答没有激发得很彻底，不算很理想。但这不能确定一年半的治疗对她无用。有的病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一开始免疫应答不佳，但一年半的治疗结束后，反而达到了治疗效果。”
姐姐反复斟酌，问医生，这样的案例多不多？
邓医生想了想说：“每个人的个体耐受不一样，我不能保证你妹妹最后能达到预期。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是放弃干扰素治疗直接选择药物治疗，还是继续干扰素方案？”
那天晚上，姐姐躲在被子里哭了好久。我听着姐姐压抑的无声的哭泣，心里涌上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养家的重担和我治病的压力，都死死地箍在姐姐的肩头。她这段时间的掉发程度比我还严重。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死了，姐姐的重担是不是会轻一点了？
五
第二天早上，姐姐仿佛又恢复了元气，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我们继续选择干扰素方案吧，说不定你就是那么幸运呢。再说邓医生不是说了吗，经过一年半的干扰素治疗后，就算最后失败，也能大大降低肝癌的发生率。所以，我们绝对不亏。钱的事，你也不用担心，咱不差钱。”
我哭一时不知怎么回应她。姐姐这几月为我的病忙前忙后，隔三差五地陪着我跑医院，销售业绩接连下滑，被主管骂得狗血淋头，这几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少得可怜，哪里是不差钱？
2014年9月，我到本市的大学去报道。分班后，辅导员传达了学校的贫困生补助政策，按要求提交一系列贫困证明去申请。按贫困程度，补助有2000元的档，也有5000元的档。
姐姐知道后，跟我商量说，要不我们去申请一个？父亲去世，母亲也无稳定的经济来源，符合贫困生标准。
我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任凭姐姐怎么说，都不答应去提交申请。姐姐问我原因，我咬着牙不吭声。
姐姐也恼了，眼里蒙上一层雾气，恨铁不成钢地骂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是不知道家里现在很困难吗？”
我想起开学后第一次评选贫困生的情景，口不择言地吼了出来：“你不是说了钱的事不要我操心，不差钱的吗？你知道是怎么申请贫困生补助吗？一个个提溜到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哭穷，卖惨，哭诉自己怎么可怜，怎么死了爸爸，全班同学再来投票，评估谁更惨更可怜！”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脑子里想起初中时的那次全校捐款，只觉得一股强烈的自卑和羞耻感快要把我压垮了。
“我是没了爸爸，可我有妈妈，有姐姐，我不要谁可怜，我也不可怜。我不想再站在讲台上，把我的悲惨身世朗诵给大家听。贫困生补助我不要，如果你没钱，我不上学、不治病也可以，反正我不会再去申请了。”
姐姐沉默了许久，把我搂在怀里说：“不去就不去吧，姐姐能养你。”
那天晚上，姐姐久违地抱着我一起入睡。她侧着身子，让我把头枕在她的手臂上。她的鼻息时而悠长得让人舒心，时而急促得像抽噎一般。我闭着眼睛，蜷在姐姐的怀里，一整夜没有睡着。
六
2015年下旬，历经一年多的干扰素治疗宣告失败。这意味着，我别无他法，只能重新采用第一种方案，恩替卡韦药物治疗，每天甚至终身服药。
邓医生对我们表示遗憾，姐姐的脸上也爬满忧愁。我才20岁，却不得不面对成为终身药罐子的悲剧。
恩替卡韦分散片当时价格近24元一粒，每天服用，不算定期复查费，每个月要七百多的药费，在我没经济收入前，这笔费用最终落到了姐姐的肩上。
不敢与人言的疾病，看不到尽头的治疗期限，每月要支付的医药费，沉重的心理负担，将我一点点吞噬、压垮。我偷偷跑到了出租屋的顶楼，放声大哭。在七楼的屋檐旁，我突然感觉人生没有希望了。那一刻，我真想纵身跳下去。
姐姐和母亲找不到我，急得不停打我的电话。手机发疯似的响，我仿佛听到了姐姐和母亲的哀泣，像父亲下葬的那天一样。
冷风吹醒了我的头脑，我最终接受了需要长期服药的现实。姐姐和母亲已经如此不易，我不能再让她们绝望了。
2016年，我在服用恩替卡韦分散片大半年之后，肝功能，DNA和两对半的检查都趋于正常值，邓医生笑着说：“病毒量下去了，E抗体也出现了，看来恩替卡韦对你的疗效很不错，副作用也比较小。这款药的耐药率也不高，只要坚持按时服药就可以。”
顿了顿，邓医生叹了口气说：“你现在还小，所以没啥担心。但你毕竟是女孩子，过几年年龄到了，就要考虑结婚生子的事了。现在医学发达，已经有可用于孕妇的B类安全药，可以带药怀孕哺乳，小孩子出生也有阻断技术，不用担心感染病毒。这些都不用担心，我比较担心的是你找对象问题，毕竟你需要长期服药……”
这同样也是姐姐担心的问题。姐姐眉间的皱褶又深了一点，我却不以为意。我已经长大了，也接受了长期服药的事实，对他们担心的问题，坦然面对就好。况且老天亏欠我这么多，说不准就在这点上补偿我了呢。
反倒是姐姐，今年已经28岁了，因家庭的变故和我的拖累，至今还是单身。
姐姐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父亲为她取名“周娇”，期许她如娇如宝的长大。可就连父亲临终前，都只交代了两件事。一是母亲找到合适的就改嫁吧，二是要求姐姐一定供我读完大学。对姐姐，父亲什么也没有交代。
对此，我都为姐姐抱屈。父亲将家庭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姐姐身上，临了却对姐姐没有任何安排。
姐姐说，父亲已经供她读完了大学，将她养大成人，没有亏欠她。父亲也是无能为力了，但凡有办法，他也不愿她吃苦的。
姐姐越说不委屈，我越心疼她。姨妈给姐姐介绍的相亲对象，在知道姐姐供我读大学时，当着母亲和姨妈的面，半是戏谑，半是认真地说道：“你还真伟大，我只听过扶弟魔，没想到还有扶妹魔。”
姐姐面有讪色，却根本没法反驳。
2018年，抗病毒药品大降价，恩替卡韦分散片从24元降为9元一粒，每个月的药费也大幅度降低。我的复查结果一直都很好，病情得到了稳定有效的控制。
而我也毕业找工作了，姐姐长长地松了口气。同年，她的真命天子也来了。
2019年，我恋爱了，姐姐高兴的同时又开始担忧。我在合适的时机下，将所有的经历都告诉了我的对象，我对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也希望你正确认识这种疾病，我已达到医学上的治愈，可以正常结婚生子。如果你介意，我尊重你的选择。”
对象在思考了几天后，告诉我：“我去咨询了专科医生，只要咱们定期复查，随时监测，没啥大问题。再说有病就治病，我陪着你。”
2019年5月20日这天，我和对象领证了。姐姐知道后，眼眶都红了，一个劲地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看着姐姐有些泛白的嘴唇，心里一阵发酸。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好好保养和打扮。而现在，她终于可以放下对我的牵挂，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作者龙莎，自由职业
编辑 | 李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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