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与白石翁精神

　　沈周与白石翁精神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对文人诗画有着“诗画本一律”的赏评理论。这一诗画理论，对后世文人的文化修养，对中国诗画，尤其是文人诗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吴门画派的开创者沈周，便是在这种影响下学习、发展、升华，最终自成一家，成为明代画坛的领袖人物。

　　沈周所生活的明代文艺界，与盛唐时期是有明显差别的。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已经开始背离其建立初衷，成为封建王朝统治文人思想的工具。由于受到这种思想的束缚，许多文人在不知不觉中便背离了文人志趣，成为封建统治者表达思想的艺术工具。在这种背景下，明代诗文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滞，以宫廷“院体”绘画为代表的文人画虽然有所发展，但萎靡柔媚之风过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人志趣的展现。而沈周一生不应科举，家居读书，吟诗作画，优游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故其诗文书画蕴含着浓厚的文人志趣，体现出高雅的文化修养，以至要书求画者“屦满户外”。

　　值得注意的是，沈周在诗文书画各领域都有着深厚的造诣。然而，其书画在中国文艺史上产生的影响，却比其诗文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这是为什么呢？窃以为，文化修养使然。

　　能诗会画，是沈周自身文化修养的良好体现。纵观我国古代文艺史，大家层出，各有千秋，但却有一共同点：能诗者多识画，能画者多知诗。北宋文学家、画家张舜民在《跋百之诗画》中总结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充分肯定了自古以来“诗画同源”的理论。倘若只是擅诗，或只是擅画，恐怕文化修养犹是欠缺。可以说，诗与画都是古代文人在自身文化修养达到一定高度后，“聊写胸中逸气”的需要，只是二者载体不同罢了。潜心诗文书画数十载，沈周的文化修养自是极高，表现在纸绢上，则如苏轼所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成为一幅幅文人画作。这样，苍茫浑厚的粗笔水墨，配上遒劲书法所书诗作，成为沈周高水平文化修养的最好体现。而从他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来看，书画比诗文更加生动形象，给欣赏者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给历史留下的印迹便也更为浓重。

　　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过程，是由表及里，追根溯源的过程。品味沈周的诗画作品也是这样，需要先從画作来看，得其大意，之后层层深入，最后在其题画诗上准确了解沈周所思所想，统揽作品精髓所在，领略大家文化修养之深。

　　沈周之画，需分中年、老年两个阶段来观赏。沈周早年时出入于宋元各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刚柔并用，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故而在中年时，他便跻身画坛领军人物之列，创作时用笔严谨，外表柔顺，内藏筋骨。著名的《庐山高图》便是出自中年沈周之手。此图仿王蒙笔法，自下而上，山峦层叠，由近及远，草木繁盛，实为巨幅山水之精品。《诗经·小雅》中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句，沈周正是借此意来表达自己对老师陈宽的崇高敬意，歌颂老师道德之高尚。晚年时期的沈周，性情更显开朗，多年的诗文书画创作使其文化修养得到升华。在这一时期，他运笔随心，用墨粗简，风格上大显豪放之气，气势雄浑宏大。观其晚年所作《千人石夜游图》，虽是写实作品，但却并不追求对自然景物的真实再现，粗直水墨为树，随意几点为苔。显然，他更注重的是对事件本身的记录。此时沈周的文化修养较中年时期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真正做到了胸中有丘壑。

　　如果说，沈周之画给人以稳重雄浑之感，那么，沈周之诗带给读者的，则是天真淳朴之情。读沈周的题画诗，有助于辅正观赏者对画作情感掌握的偏失，从而助人更好地品味其文化修养，了解他创作时的真思实感。他在《高枕听蝉图》上的题画诗中写道：“客有叩门都不应，自支高枕听新蝉。”只此二句，便描绘出自己因贪听蝉声而无暇顾及敲门客的天真之态，同时表达出自己旷达高雅的文人志趣。再如他在《山水图》上的题画诗：“老眼看书全是雾，模糊只写雨中山。”此二句使人读来双眼一润：纵使自己老眼昏花，书卷都难以看清，还是要把眼前模糊的景致描绘下来———这无疑是一位老艺术家对艺术淳朴感情的极好体现。当然，除了题画诗，沈周的其他诗作也体现着他的性情之“真”。晚年的沈周，作《老年三病》诗以自嘲，其中有“俯眉作字仍虚画，触鼻看书反差行”之句。“俯眉作字”“触鼻看书”想来可笑，但却是沈周晚年进行创作与学习的无奈之相。沈周虽已是一家之宗，但其对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心态可见一斑。

　　作为一位生活在封建时期的文人，沈周同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有着清高自爱的文人风骨，但他又有别于普通封建文人：豁达乐观，平易近人。结合沈周“白石翁”的字号，不妨将沈周这种精神面貌称之为“白石翁精神”。

　　据《沈石田先生诗文集卷十》《沈石田先生事略》等史料记载，成化二十年甲辰，黄应龙来访，适一道士携沈周拟倪云林画竹索题，黄题曰：“千亩何尝贮在胸，出尘标格有仙风。疏髯短鬓俱成雪，消得人称白石翁。”沈周对其曰：“吾年六十，则更号白石翁矣。”自此，沈周所作诗画开始使用“白石翁”印。本是一句笑谈，随即拿来当字号，恐怕只有沈周这样的大家才能不拘如此。在当年的《六十自咏》诗中，沈周以“山花笑我头俱白，头白簪花也当春”自嘲自励，更是把老当益壮的乐观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白石翁”这一字号虽始于沈周晚年，但“白石翁”精神却贯穿沈周的整个艺术生涯。由于诗文书画闻名天下，沈周常常要应对要书求画者“屦满户外”的场面。即便是“贩夫牧竖”向他求画，他也从不拒绝。对于文人而言，每一件作品都弥足珍贵，价比黄金。而沈周对他人的慷慨相赠，便与当时的诸多文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人甚至伪作沈周作品，求为题款，他也欣然应允。其随和如斯，其豁达如斯。

　　沈周就是这样，以“白石翁”精神来面对生活，以老者特有的豁达随和心态为人处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成长为一家之宗。明代中后期，文人画迅猛发展，沈周所创的吴门画派被尊为画坛之首，沈周也站在了文艺界最前沿。

　　一方面，他在师古与创新的探索中，为后世文人诗画的创作开一新河；另一方面，他的豁达随和心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其精神万古流芳。时至今日，提及吴门画派，提及沈周，未有不肃然起敬者。这，就是白石翁精神的力量，是文化修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