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伟：我曾经是留守儿童

　　我曾经是留守儿童  

　　作者：孙伟伟

　　那年我还不满七岁，十多年后的我，才懂得了什么叫“望眼欲穿。”

　　那天是几号，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真真切切的记得，那个夏天很热，特别特别晒。那天有集，往常父母去赶集，都会带着我。而那天，十点多吃过饭，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母亲走了，把我留在了家里。

　　临走时他们从外面锁上了大门，父亲总是不停的说：“好好在家里待着，我过一阵就回来了。”

　　我站在大门后，从门缝里看到要去推自行车的父亲，母亲好像在用袖口拭眼泪。她回头看了一眼，扭头就加快脚步。很快，过了转角处我再也看不到了。小小的我站在门后，任凭泪水顺着下巴滴在脚尖处，却没哭出一声。

　　十五年后，母亲跟我说：“把你撂下，我也放心不下的很。我回头看到门槛底哈那双小黑布鞋，我就不敢看了。多亏（幸好）你那天没哭，你要是哭了我肯定狠不下心，我要是狠不下心走不出去，咋能有以后的日子。”母亲顿了顿，略有些遗憾地说：“你这岁怂（小东西）那会儿那么小，心也硬得很，竟然一声都没哭。”

　　看不见他们了，我在门后站了很久很久，眼泪在脸上被一次次晒干，再顺着那泪痕流下来。流泪不是他们出门不带我，也不是家里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害怕，而是我知道今天母亲不会回来了。哪天回来，不知道。

　　那时的我不懂得打工是什么，干嘛要打一个叫“工”的人或者其他的东西。我上学，给我买新衣服，给我能买好吃的跟打那个叫做“工”的有什么关系。

　　父亲并没有如他所说的很快就回来，不到下午三点，爷爷从外面打开了门，叫我去吃饭。我还站在太阳下，几个小时里，一动都没动。

　　爷爷叹着气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家。路并不远，他嘟嘟哝哝地说了一路，我也没听。奶奶做的面条太咸了，吃了两口，我说不想吃了。

　　“娃才这么大，就撂哈走了，社红（父亲的小名）就这么让走了，这再不回来了把这（指我）撂哈咋弄呢。”奶奶收拾着碗筷跟爷爷抱怨。

　　“赶紧拾掇了走，娃刚离了娘母子（指母亲），就你话多。”爷爷点着旱烟，有些不满的斥责奶奶。

　　爷爷奶奶去下地了，我一个人跑到大路边。太阳偏西，斜斜的从山岗上那条路上照下来。每过一会儿就会有人骑着自行车从哪里出现，似乎从太阳里走出来的一样。眼巴巴的看着，多希望那出来的人是爸爸，自行车后座上有妈妈。

　　坐在，站在，甚至趴在路边的那棵杨树下，一直等到太阳落下山，一直等到天快要黑。其实我特别清楚母亲那天是不会回来的，可我就是不愿意回家。

　　那年，我们隔壁家的三奶奶还不到五十岁，天快黑了她才骑着自行车带着大我八岁的小叔回来。看到我在路边，她问我：“伟子，都快黑了你咋还在这儿呢。走，我把你领回。”“我再耍一会儿。”我带着一点哭腔跟她说。她看我不愿意走，又骑上了自行车，跟后座上的小叔讲：“伟子这是等他妈着呢！”

　　天已经很黑了，父亲才把我带回家。本来就话少的父亲，就跟我说了三个字：“睡觉去。”然后父子俩一夜无话。此后的几年，我们父子之间多的都只有沉默。我的脸火烧般的疼，之后一周，我的脸都褪皮，那是被晒伤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打工”是什么，也知道了那年母亲去的是陕西省宝鸡市的一家烟厂，做香烟丝箱子的搬运，那是苦力活，一个月286块钱工钱。

　　从那次开始，母亲打工的地方也逐渐从我们庆阳本地，到相邻的陕西省，再到内蒙，到北京。走的越来越远，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

　　很多时候，有些事情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常年没有母亲照顾我，我也慢慢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

　　我是个独生子，同龄的堂兄妹们都被带到城里去了，除了在学校有我同龄的孩子，回家后就只剩下我一个。

　　爷爷奶奶说的庄稼怎么样，天旱了或者雨太多，庄稼糟蹋了的我不懂。爷爷跟父亲谈论的什么牛羊市场怎么样，粮食价格涨了跌了我也没兴趣。他们也觉得我就是个小娃娃，吃饱穿暖不操心。

　　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讲什么话。我就自己玩，跟自己说话，跟我喂的三只鸡说话，跟我的小杏树苗说话，跟我的花讲话。我把它们当朋友，照顾它们，爱惜它们。我觉得它们跟我比其他人都亲近。大人们看我玩的不亦乐乎，也不管我。

　　早上睡醒，不洗脸不叠被子先去看我的鸡。姥姥家的老母鸡孵出来一群小鸡，我挑了三只抱回了家。喂了一年，公鸡会打鸣了，母鸡开始生蛋了。

　　可是那只公鸡过年被父亲卖了二十五块钱，剩下两只鸡跟着我相依为命。我就照顾得更上心了，每次我放学回家两只鸡也会跟着我到处跑。我拿着玉米一粒一粒地给它们喂，跟它们说我在学校里的事情，有没写作业被老师惩罚的事，有跟同学闹矛盾打架了的事，给它们看胳膊上被挠破的印子。所有的小事都可以跟它们讲，也不会烦我。

　　可是，我的鸡死了。那个夏日早上八点多，我睡醒就去看我的鸡，可我看到那只黑色的母鸡躺在地上，还有微弱的呼吸，两只腿偶尔还会动还在抽搐。它一定特别痛苦，也应该很绝望。我想救它，可不敢接近那只红眼睛的狗。一直看着它，直到父亲摘完黄花菜回来。看到鸡被咬死了，他没所谓的拿到奶奶那里，让奶奶收拾收拾，做了顿鸡肉。

　　鸡被端上桌，爷爷给我碗里夹了一块鸡腿，我咬了一口那鸡腿，忽然眼泪就簌簌往下掉。爷爷笑了，奶奶笑了，从来表情不多的父亲也笑了。他们笑了，我却更难过，他们不知道两只鸡对我意味着什么。此后很长很长时间，一吃鸡肉我就开始恶心。

　　剩下的那只黄色的胖鸡，它可能比我还孤单。没多久，它就开始反常，早上天不亮就爬上草垛，打出特别特别难听的有些凄惨的“鸡鸣”，结果可想而知，大人们以它不吉利为由再次改善了生活。

　　前一年没被拣干净的杏核，第二年在松软的田里长出了小幼苗，可惜它生错了地方。我拿着铲炉灰的铲子，把它们一个个挖出来，带回去栽在院子里。我一直觉得：我如果不救它，它会很可怜。

　　跟放羊的老头去山里，看到一株鲜艳的血红色的花，花瓣使劲向下弯曲，艳丽地发油亮的光，中间的花蕊被用力的向外托。老爷爷帮我挖下来，我捧在手里小心翼翼的捧回家，种在我的小树苗旁边。那时候不知道花的名字，后来才知道那是山丹花，就是陕北民歌《山丹丹》里歌唱的那种植物。

　　2006年的暑假，大我一岁的堂哥放假回家来。我有小伙伴了，一起掏小麻雀，一起去摘山里的野果子。晚上我住他家，我们下象棋到很晚。

　　有天晚上他妈妈（我叫大妈）问我：“伟子，你想你妈不？”我脱口而出：“不想。”同样的问题，几年来不同的人问了我很多次，第一次说我“想”，他们都笑，笑得我不明所以。好像看到孩子想妈妈那种可怜的快要落泪的模样让他们很快活一样。所以，再遇到这个问题，我都说不想。

　　我的小树换了几次叶子，已经比我的花强壮了，我的花开了好几茬，似乎有些老了。堂哥来找我玩，我摆弄着我的花，不愿意去。不知怎的就突然吵了起来，他像咬死我的鸡的那只狗一样可恶，踩坏了我的小树，踢倒了我的花。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剩下我悄悄扶起来我的花，我用小木棍让它支撑着站了起来，看着就像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我希望它还能活着。

　　那个夏天，我的鸡死了，我的小树死了，我的花也死了。就是那个夏天，父亲也离开家去打工了。也是那个夏天，我刚满十岁。

　　我从一个留守儿童到一个留守的少年，再从一个留守的少年踏入成人的行列。这几千个日日夜夜，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不足十分之一。不论如何，如今我长大了，也深切体会到父母的不易。只希望我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让父母再那么辛劳，让我来保护和奉养他们，我们一家人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享受亲情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