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宦官哪家强？中国陕西找大唐！

　　古来宦官哪家强？中国陕西找大唐！

　　2019-04-07 八面楚风

　　太监在影视剧里总是很牛逼

　　东汉、唐朝、明朝哪朝的宦官威力更大，为祸更大呢？大司马的看法是，唐朝宦官威力最大，为祸最小；明朝太监威力最小，为祸最大；东汉宦官则两者都居中。

　　东汉宦官：皇帝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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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的宦官，专权的方式主要是为皇帝传达旨意时做文章，影响皇帝的决策，或者增减皇帝的意图，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两汉的相权是持续衰微的，汉武帝时在内廷设立了中朝官，侵夺了外朝宰相的决策权；西汉后期将宰相一分为三，成为三公，相权进一步削弱；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刘秀又设立尚书台，把三公的部分权力收归尚书台，尚书令用小官担任，权重而位卑，以避免威胁皇权。

　　但是正因为尚书令官位低微，容易被各种势力控制。东汉中后期皇帝多幼年即位，由其母的父亲或兄弟也就是外戚执政，这些外戚多出自窦、邓、梁等东汉开国功臣世家，威望较高，辅政时都“录尚书事”，控制尚书台，令皇帝无法通过尚书台来影响朝局。

　　于是皇帝利用宦官夺权后，就通过中常侍和小黄门来掌控尚书台，贯彻自己的意图。

　　中常侍和黄门是宫里的侍从官，本来不一定是阉人，也有士人担任。但汉光武帝担心士人在宫里乱来，把中常侍全部改用阉人担任，有时候会作为皇帝代言人；和熹邓太后执政时不愿与男性的黄门侍郎见面以免风言风语，就改用小黄门向掌控尚书台的外戚弟弟邓骘传达旨意。通过中常侍和小黄门控制尚书台的方式，在宦官乱政之前就已经成熟了，所以后面的皇帝就直接拿来用了。

　　这样一来，宦官就可以在传旨时玩一些花样给自己谋利，或者对于一些无能的皇帝干脆说服他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权势就大起来了。到了东汉末年，宦官的权势已经不止影响旨意这么简单了，十常侍里的赵忠甚至主持过朝会，曹节、王甫、蹇硕等宦官则掌控过禁军，曹节、王甫甚至带兵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攻打杀宦官不成逃进军营的窦武，禁军因为被宦官带过，害怕宦官，居然一哄而散，致使窦武被杀。

　　十常侍乱政

　　实质是皇帝乱政

　　由此可见，东汉的宦官威力是比较大的。只不过，他们虽然主持过朝会、掌控过禁军，但不是制度化的，这一点比唐朝宦官有很大差距。所以东汉宦官只能利用军权偶尔干点事自保，像唐朝宦官那样凭借神策军长期决定皇宫事务乃至皇帝命运，那是不要想了。

　　再说为恶。

　　东汉的宦官有许多是豪族的支脉，阉了进宫给豪族当内援，帮助豪族升官发财，另有一些豪族家里没出宦官，或者有些宦官不出自豪族而出自寒门，豪族与宦官之间就通过行贿的方式勾结，为害乡里，形成了“宦官势力”，社会危害是很大的。

　　这些豪族就是所谓的“浊流豪族”，而乡民则团结在敢于跟他们的对抗的豪族和平民身边，与他们对抗，这些敢于跟黑恶势力对抗的人后来就成了“清流名士”。

　　但是，因为东汉宦官很多有家族支撑，他自己虽然没有子孙，但是兄弟有子孙可以过继给他，所以其实并不是“自己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还是要注意家族存续和壮大的，这对他们作恶有一定的制约，其中像曹操的干爷爷曹腾这种，有意洗白自己家族，还要去特意跟士人改善关系，在乡里也会有意少干些坏事，甚至干些好事的。

　　曹腾那也是有家族的人

　　而且两汉去古未久，官本位对社会的窒息性塑形开始还不久，人民还颇有反抗精神，敢于团结在有胆量的人身边反抗，这些有胆量的人很多凭借声誉做到高官，或者即使不做官在社会上也有巨大影响力，他们结成联盟对抗宦官危害社会，导致宦官难以为所欲为。

　　当然，当东汉皇帝和宦官合伙将他们诬蔑为“党人”，加以残杀和迫害之后，宦官的危害就越来越大，导致黄巾大起义，汉室也就走向灭亡了。

　　唐朝宦官：影子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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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宦官，有一个完整的内廷机构，这个机构是皇帝为了侵夺外朝权力扶植的影子政府，所以唐朝宦官专权是一种体制化的权力，尤其是因为掌握了中央禁军神策军作为后盾，无论对皇帝还是大臣都有优势。

　　唐前期君权较受士族制约，因此宦官存在感不强。唐玄宗即位后皇权平稳扩张，高力士等宦官开始插手国政，到了唐肃宗、唐代宗时，出了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等不少权阉。

　　魏晋南北朝以来，皇帝得位不正，合法性脆弱，无不重用宗室辅翼皇室，但宗室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巩固政权，另一方面宗室对皇位也有一定继承权，难保不会争位，唐朝前期贵族与不同的宗室结盟，宫廷政变层出不穷，唐玄宗为了坐稳江山，用十六宅限制宗室，把宗室废掉以后，仍然需要帮手来巩固皇权，这时候家奴也就是宦官们得到了机会，在皇帝的扶植下纷纷登台。

　　但这些宦官的上台不过是皇帝自然而然的选择，要说对运用宦官特别有想法，并且进行精心的制度设计的，则非唐德宗莫属。

　　唐德宗即位之初因为独断专行，一意孤行的消灭藩镇，导致了四镇之乱、泾师之变，使得满朝文武离心离德。但唐德宗生性猜忌，为人歹毒，对于自己造成的灾难不但不反省，反而因此不信任任何文臣武将，但是军政事务还得有人分担，于是唐德宗试图用宦官组建一个影子朝廷，接管士族为主的朝廷的各项事务。

　　忌刻之君唐德宗

　　于是，唐德宗和他那“雄才大略”的孙子唐宪宗，将以往宦官充任的官位和新设的官位进行整合，出现了“影子宰相”枢密使，“影子翰林学士”翰林院使等诸多宦官充当的类似于政府官员的官职，分掉原本的政府官员的权力，形成了与外朝宰相的南衙相抗衡的北司；在军方则有宦官担任的神策护军中尉，掌控中央禁军神策军，作为皇室和宦官势力的后盾。

　　宦官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虽然他们是跟皇帝一伙的或者干脆说是代理皇帝，但皇帝本人因此不能为所欲为，就算江山稳固，也会十分不爽，唐文宗这样的皇帝还想铲除宦官势力，不过并不是军权在握的宦官的对手。

　　经过甘露之变和连番弑君之后，宦官对皇帝也好，对南衙的宰相也好，都形成了巨大的优势。南衙宰相的议政权被宦官大肆侵夺，而皇家事务则操纵于宦官之手，皇帝死后自己心仪的皇子往往不能即位，宦官为了削减皇帝爱子的影响，一般会另立一人为帝，然后把他的兄弟们杀绝。

　　宦官的威力如此之大，也难怪唐文宗会痛苦的说自己“受制家奴，不如汉献”。但唐文宗对唐德宗、唐宪宗的政治意图和制度设计其实缺乏心领神会，就如黄永年先生所说，宦官无论怎么虐皇帝，杀皇家人，但直到唐末都还是忠于李氏的。

　　宦官发动的甘露之变

　　对李氏而言，宦官们一直在尽力保住李氏江山，不会去扶别家当皇帝，因为自己的权力来源就是李家皇帝，保李氏就是保自己。唐德宗的目的也不过就是保住李氏江山而已嘛，至于自己的子孙怎样受虐，百姓怎样受难，那都是无伤大雅的了。

　　但是，唐朝宦官权力虽然最大，对社会的危害反而相对较小。

　　唐德宗用宦官来侵夺朝臣的权力，为了减小压力，就有心挑一些朝臣相对能接受的宦官，所以他从有一定地位的家庭中招成员阉了来干这个事，像梁守谦、刘弘规等宦官都是文质彬彬，比较能跟士族朝臣合作的。在士族范儿浓郁的社会，连宦官都带了点士族气，所以一些宦官会比东汉的豪族宦官更注重维护家族的形象。

　　另外，唐朝宦官组成了一套影子政府，宦官具有了一部分官僚属性，而且这个影子政府还是成体系的，具有一定的理性行政的属性，宦官的个人意志会受到体系一定程度的制约，难以过分的为所欲为。

　　最后，中晚唐藩镇林立，藩镇是不买宦官的账的，所以宦官危害的地域有限。另外唐朝的士族还有一定的能量，即使在唐朝政府管辖范围内，社会对宦官也不是全无反抗之力。

　　魏博节度使田家治下

　　宦官想祸害也祸害不到

　　所以唐朝的宦官权力虽大，为恶却远远不及东汉和明朝的宦官。入宋以后，这套宦官的影子政府被拿到外朝，与原来的外朝官制融合，而士族衰败后，丧失了独立性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替代了宦官来充任这些官职，成为皇家的辅翼，既帮皇帝分担政务，也帮皇帝防范皇权集团内部的宗室、外戚、宦官、佞幸等潜在的威胁。

　　明朝宦官：皇帝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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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宦官是皇帝拿来维持朱元璋体系的夜壶而已，既无家族支持，也无体系化的势力，用完就扔，用的时候风光无限，扔的时候狗都不如。

　　明朝宦官跟汉唐两朝的玩法很不一样，朱元璋已经把社会各阶层都对付完了，并不需要像东汉皇帝和唐朝皇帝一样，借助宦官来对付谁，而且朱元璋本身也很反感宦官，即使宦官跟他是一伙的，也不能容忍宦官分享权力，所以明朝一开始是严禁宦官读书识字的，更不用说干涉政治了。

　　但是社会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即便是朱元璋那种极端暴力也只能管自己一代，对社会后来的发展无法完全扼杀，政府和社会对文官政治的客观需求使得被朱元璋肆意打压的文官阶层逐渐复兴。

　　内阁大学士本来是朱元璋拿来当顾问的低级官员，这个群体坚持理性行政的传统，在朱棣易储的纠结中坚定的站在太子一方，在朱棣的子孙明仁宗、明宣宗巩固皇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得到回报，逐渐位高权重。

　　因为朱元璋废宰相，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在法理上始终达不到宰相的程度（同时拥有议政权和监督执行权），但是随着文官政治的发展，有些内阁首辅如杨廷和、高拱等能够凭借个人能力达到宰相的权威，甚至想把这种权威制度化。

　　在文官对朱元璋那套邪恶制度的不断冲击中，社会的元气逐渐恢复，商业活跃，人口流动，百姓富裕，文化发达，这些对社会是好事，但对皇帝来说是坏事，因为皇帝不能为所欲为了。

　　朱元璋的祖制是最有利于皇帝残害社会、巩固皇位的制度，所以当皇帝对自己受限感到不满时，就有意把失控的社会往朱元璋的方向拉一拉。但是朱元璋的子孙们并没有他们恶棍祖宗的精力和才能，自己去拉力不从心，而且因为儒学的制约，有些绝子绝孙的坏事皇帝也不好亲自下场，所以既没有下限也不要脸面的太监就派上用场了。

　　从明宣宗开始，面对文官势力的兴盛，明朝皇帝就有意栽培太监读书，将太监作为自己的工具来压制文官。明宣宗喜欢玩乐，让司礼监太监代替自己，用朱笔抄录内阁意见，发到六部执行。一开始太监只能帮内阁改改错别字，或者奉皇帝的旨意修改内阁意见，后来随着皇帝愈发怠政，以及要用太监来代替自己干脏活，司礼监的权限或者说对皇帝的替代程度增加，内阁的意见必须有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掌印太监盖章才能施行。

　　明宣宗的做法比“蟋蟀天子”严重多了

　　这个演变的实质是皇帝不想理事的前提下，让太监侵夺内阁一半的议政权，让太监代表自己打压内阁，以免内阁权力增长到宰相的程度。当然，在打压内阁的同时，像万历派矿税太监去民间抢劫、天启纵容太监各种花式残害社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都是继承了朱元璋将全社会保持在低发展水平的遗志，是在向朱元璋致敬。

　　因为明朝的这些太监只是皇帝临时使用的替代品，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宦官势力，后世的刘瑾、魏忠贤虽然跟部分无节操文官结合形成了阉党，但也没有作为制度稳固下来。所以皇帝不想理事时他们固然可以当代理皇帝，像刘瑾就被说成立皇帝（相对于坐皇帝正德帝），但皇帝一旦不需要他们了或者不爽他们了，就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他们，即便像刘瑾、魏忠贤这样偶尔形成势力的，对付起来也只不过是多费点周折罢了。

　　但是明朝宦官威力虽小，为恶却大了去了。

　　有的明粉喜欢说“刘瑾、魏忠贤专权皇上心理都一清二楚，想啥时收拾他们就收拾他们”，所以“明朝皇帝并不昏庸，反而很英明”，这种脑回路令人很无语。皇帝明知太监作恶还纵容，居然成了皇帝英明的表现，只有太监才会这么想吧？

　　但是这句话也确实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明朝太监作恶其实就是皇帝作恶。因为朱元璋时代对皇权的极大强化，导致整个社会对明朝皇权没有任何制约的能力，人民基本上被驯服成费拉，所以当皇帝和他的家奴太监作起恶来全社会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乖乖的把全家洗干净了待宰。

　　小民如此，后士族时代的科举官僚们对太监也毫无办法，与太监斗相当于与皇帝斗，毫无取胜的希望，最后不是徒然的被皇帝和太监迫害致死，就是与太监同流合污，成为遗臭万年的阉党。

　　而且士族时代终结之后，太监们多数是贫民出身，并不需要注意家族的声望和利益，是真正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皇帝的夜壶，说不定哪天就被砸得稀碎，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作起恶来就毫无忌惮，甚至作恶本身就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