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的辽东遗恨：抵挡后金功不可没，仍未逃掉被杀的命运

　　熊廷弼的辽东遗恨：抵挡后金功不可没，仍未逃掉被杀的命运

　　2019-04-19 3519m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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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危受命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努尔哈赤相继攻陷抚顺、清河以后，万历皇帝感到事态严重，决定主动出击彻底消灭努尔哈赤，遂起用杨镐为辽东经略，希望能一举荡平后金。

　　这年二月，明朝十万大军兵分四路，企图合围后金于赫图阿拉。但努尔哈赤审时度势，“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最终明朝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及其附近地区，三路被歼，损失兵力四万五千余人。

　　战败的消息传到都城，明廷上下震惊。危局之下，万历皇帝想到了八年前曾经巡按辽东的熊廷弼，急召入京。熊廷弼于四月十二日在原籍武昌接到任命书，星夜前往京师。六月，“癸酉，擢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统领整个辽东事务。

　　事实上，早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到三十九年（1611年）他巡按辽东时就在上奏给朝廷的《酌东西情势疏》里一针见血地指出：

　　人皆为河西危，而臣独为河东危，何也西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而止无远志而东虏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

　　从前西虏（漠南蒙古）南下入侵只不过是为了抢掠财物罢了，但东虏（建州女真）志向远大贪图的是我们的土地和人口，因此河东的东虏最值得朝廷忧虑。但他的警示没有引起明廷的重视，明王朝继续养虎为患，任由努尔哈赤带领建州女真发展壮大，最终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兵反明，明王朝自食其果。

　　熊廷弼接手的是个烂摊子。萨尔浒之战以后，明军损失惨重形势急转直下，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后金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熊廷弼还没有离开京城，后金就攻下了开原，他刚刚走出山海关，铁岭又失守了，沈阳、辽阳和其他城堡都人心惶惶，军民纷纷逃窜。明军军事防线大大后撤，已经退守沈阳和辽阳。熊廷弼兼程向前，遇到逃出来的，就劝说他们回去。把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斩首来祭奠死节的将士，又处死了贪污的将领陈伦，并上书弹劾、罢免了拒援铁岭的总兵官李如桢。

　　熊廷弼很清楚开原失陷以后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后金下一步就会进攻沈阳和辽阳。沈阳和辽阳是辽东的两大军事重镇，辽阳更是明朝在辽东地区的行政中心，辽沈绝对不容有失。因此“不守辽沈阳，必不能保辽镇，以保京师；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以保辽镇”，只有收复了开原才能守住辽沈进而守住辽东乃至于保护京师。

　　为了稳定辽东战局，进而为收复失地做准备，熊廷弼向朝廷要求赋予更大的权力和独立自主的决策权。他上疏说：“乞速遣将士，备当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奏章递上去以后，朝廷全部应允并赐给他尚方宝剑以加大他的权力，允许他便宜行事。

　　熊廷弼亲自出关巡视，考察了辽东的实际军事情况以后，认为在军队战斗力、后勤保障供给上、特别是在士兵的士气方面，明朝与后金相比，都处于下风。辽东局势固守尚且非常艰难，短时间内主动出击恢复旧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提出了“以守为正着”的军事防御思想，主张修筑坚城固守，指出明朝现在能做的就是要认真的做好辽东的军事防御，恢复辽东的实力，稳定军民之心，然后才能伺机恢复。

　　他督促士兵打造战车，置办火器，开挖战壕，修筑城墙，做御敌守城的准备。几个月以后，防御就大为牢固了。接着他上书朝廷进呈方略：

　　“请召集军队十八万人分布在云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等战略要地，首尾呼应，小的战事各自拒敌防守，大敌来时则互相接应、援助。另外再挑选精兵悍将组织游击，乘机出动，攻掠敌人的零散兵马，扰乱他们的耕种和放牧，轮番出击，使敌人疲于奔命，然后瞅准机会进兵剿敌。”

　　奏章递上后，万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他还十分重视辽东军民的思想感受，他刚刚到达辽东就派遣佥事韩原善去安抚沈阳，韩原善被敌人吓破了胆不敢去。又命令阎鸣泰前去，阎鸣泰走到虎皮驿，大哭而返。于是熊廷弼决定亲自去巡视，他从虎皮驿抵沈阳，再乘雪夜赴抚顺。

　　总兵贺世贤以地近敌人劝阻，他却满怀信心地说：“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 打鼓奏乐进入抚顺城后，祭奠了先前阵亡的将士。又深入奉集展示军威观察防务以后才返回。他所到之处，召集流民，整修守具，布防兵马，由此而人心大定。

　　熊廷弼在辽期间，令行禁止，严肃军纪，惩办不法将官，重视选拔优秀将领，又积极建议联络朝鲜、蒙古以牵制后金。虽然联络蒙古的计划最终流产，努尔哈赤捷足先登抢先与蒙古达成结盟。但在熊廷弼的苦心经营下，稳定了军心，提升了士气，军事防御设备得以巩固，增强了明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辽东的军事防卫能力，使得明军能够抵挡住后金军的一次次猛烈进攻，功不可没。

　　2

　　祸起萧墙

　　熊廷弼有报国之心亦有报国之才，但他脾气暴躁，禀性刚直，眼高于顶，盛气凌人，因而朝廷舆论对他不太推许。熊廷弼认为辽东危局“全被一宽字所坏”，因此执法极严。但他所处的时代是明王朝崩溃前夕，朝廷从上到下政治败坏，大臣们正为所谓的伦理纲常口水相加的时候，他的清高和智慧就越发显的是那么的不合适宜。

　　当时的辽东“文骄态，武贪懦；上懒傲，而下纵狥”，此时出现一个办事认真的人，犹如鹤立鸡群，与这些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格格不入，熊廷弼受到排挤、攻击、诬陷也就变的合乎情理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一直尽力支持他的万历皇帝驾崩。八月，明光宗即位，刘国缙、姚宗文因为私人恩怨上书诋毁他的功绩，又鼓动其他人一起来攻击，想让熊廷弼非去职不可。紧接着，御史冯三元也上疏诬陷熊廷弼，甚至认为他对大明的危害比后金对明之危害更甚。诬陷熊“经臣之虑，别有自谋”，把与君权专制最矛盾的，最能刺痛皇帝神经的言辞都加到了熊廷弼的身上。

　　这时候，明光宗也驾崩了，天启皇帝即位，御史顾慥“伏乞皇上敕下廷弼，速为分理，毋复推诿，以失众心，以误国事，全辽幸甚，宗社幸甚。”随后御史冯三元又说熊廷弼“欺君罔言，逞臆行私，妒贤忌能，愁民误国”，刑科给事中魏应嘉说他“不能斩贼擒王，上功募府，而殃民蹙地，不为建州所笑哉。”

　　熊廷弼画像

　　在朝廷群臣的接连攻击下，熊廷弼的火爆脾气再也忍受不了了，上书为自己竭力辩解，并且请求罢官回乡。御史张修德又弹劾他破坏辽阳。熊廷弼更加愤恨，又一次上书自白说“辽地现已转危为安，为臣却要由生向死了”。于是缴回尚方宝剑，竭力请将自己免职罢官，并请求朝廷派遣那些诋毁他的官员亲自到辽东核实调查。

　　于是明廷派出朱童蒙到辽东详细的调查熊廷弼的功过是非。朱童蒙在详细的进行了调查和论述后在给天启皇帝的上疏中给予熊廷弼相对比较公允的评价，完全肯定了熊廷弼镇守辽东的功绩。

　　最后天启皇帝定论：

　　“熊廷弼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该部仍议及时起用，以为劳臣任事者劝。”

　　朝廷最终还是同意了熊廷弼的去职请求，并派遣袁应泰接替了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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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受命

　　袁应泰接任以后，虽然决心打理好辽东事务，收复失地，但他并不擅长用兵，规划也不周密，性格也过于宽柔。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趁熊廷弼被罢，明军军心浮动的大好时机，亲率八旗铁骑攻下沈阳。紧接着，后金大军又直奔辽阳而来，经略袁应泰虽然竭尽全力抵挡后金的进攻，但无济于事。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城破，袁应泰自杀殉国。

　　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明朝在辽东的两大重镇相继沦陷以后，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薙发降。”至此，努尔哈赤已经拥有了大半个辽东。一时之间，朝野震动，京师哗然，“及辽阳破，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

　　明朝面临着深刻的国家危机，辽东的军事形势更加的危险，已经是病入膏肓，深入骨髓。这时候天启皇帝终于又想起了熊廷弼，他对过去弹劾熊廷弼的人都加以治罪，又下达诏书从家里起用熊廷弼，并且提拔王化贞为巡抚。

　　天启皇帝

　　辽沈失守以后，山海关以东，辽东最重要的重镇就是广宁了。广宁是一军事重镇，东隔辽河与后金相望，辽河水浅可渡，东又无险山峻岭作为屏蔽，沈阳和辽阳先后失去以后，广宁在整个辽东就被推到了最前线，能否守住广宁至关重要，广宁一旦失去，明朝就失去了整个辽东，就把战线内退到山海关，明朝京师就岌岌可危了。

　　这年六月，熊廷弼入朝，他向朝廷提出了“三方布置”的思想：

　　“广宁用马步兵在河上设立壁垒，凭山川形势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的全部兵力；天津、登、莱各港口建置水军船队，乘虚打入敌人南方的驻地，动摇他们的军心，这样敌人势必有内顾之忧，辽阳就可以收复了。”

　　于是像天津一样建议在登、莱设立巡抚，在山海关特设经略一人，管辖一方，统一事权。这些得到了天启皇帝的认可，最终朝廷加“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

　　七月，熊廷弼启程时，天启皇帝特地赐给他一身麒麟服，四枚彩币，设宴于郊外，派文武大臣为他陪酒、饯行，这是极少的礼遇。又派遣五千名京营士兵护送他前去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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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抚不和

　　在熊廷弼到任之前，辽东巡抚王化贞部署将领沿河设立了六所军营，每营设置参将一人，守备一人，各自划地分守，在其他一些要害地也分别设立防哨。

　　熊廷弼到任后对此很是不认可，他上书朝廷认为河面狭窄不可靠，城堡太小难容驻兵，如果分兵在河上驻守，部队分散力量就弱小了，敌军集中兵力攻打一所营房必然抵挡不了，其他各营也会跟着溃败。河边上只适合设立游击队，轮番出入，让敌人不好揣测。虽然这道奏章得到了皇帝的表扬，王化贞的主张最终没能得到实行，但熊廷弼也因此得罪了刚愎自用的王化贞。

　　八月，熊廷弼再一次提出联系朝鲜，用朝鲜牵制后金的军事思想。明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准备派遣梁之垣出使朝鲜。至此，熊廷弼也就完成了“三方布置”的战略规划，主要精神还是“以守为主，守后方可以战”，先守卫辽东，恢复实力，壮大军力，然后再伺机出战恢复辽东。

　　熊廷弼历来是主张明军应该积极主动的防守的，但巡抚王化贞却与他意见相左主张积极进攻后金。

　　王化贞认为明军可以得到漠南蒙古各部的支持，相信蒙古科尔沁部林丹汗会派四十万大军支援，因此一切事务如兵马、甲仗、粮草、营垒等都放置一边不加过问，想要不战而获全胜。他又盲目的信赖河东民众，认为只要明军渡过辽河，河东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努尔哈赤，就可以恢复辽阳，恢复辽东了。

　　但实际上，这时候的林丹汗根本就没有四十万兵力来支持辽东的明军，林丹汗一再向明朝声称派兵支援也只不过是为了换取大量的经济利益。他受到了林丹汗的欺骗与愚弄。他连河东都没去过就靠着主观的幻想去估计哄骗中央内阁与兵部，为他的进攻找理由和根据，是极不负责任的，拿军事当儿戏，不实事求是制定科学的军事方略，一味以积极进攻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来提升自己在辽东军事上的地位，来对抗熊廷弼。

　　当他还在为已经投降后金的李永芳答应做明军的内应而信以为真时，他的亲信部下孙得功暗中早已被后金收买，他却浑然不知，还在大声主张进攻。

　　后金的崛起与扩张给明朝首都京师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给明朝中央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此时的明朝也很难有足够的国力去支撑熊廷弼的主守方针，王化贞的主动进攻思想迎合了明廷速战求胜的愿望。这时，王化贞派遣的毛文龙深入敌后，趁后金镇江主力不在，率一百余人成功地夜袭镇江，消息传来，明廷认为这是重大的胜利，满朝官员鼓舞雀跃，欢喜异常，也加重了王化贞的军事地位。

　　就在满朝文武盲目乐观地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熊廷弼却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毛文龙的进攻选择时机不对，过早暴露了明军在辽东的军事部署，使敌人因为憎恨而屠戮周围的军民，耽误了联络朝鲜的打算，不应该看作奇功而应该看作奇祸。

　　这引来了群臣的不满与攻击。内阁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的进士主考官，兵部尚书张鹤鸣更是器重王化贞，朝中言论以压倒式的力量支持王化贞而抵制熊廷弼。朝廷由此剥夺了熊廷弼的实际兵权，而把统兵权交给了王化贞指挥。由此导致熊廷弼只是辽东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实际上他直接可以统领的军队却不足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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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首九边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发兵攻打广宁，大战随即拉开。

　　明军在广宁设置了三道防线：一是借助辽河拉筑第一道防线；二是借广宁城外围的西平堡、镇武堡、镇宁堡等构防第二道防线；三是以广宁的城防，作为第三道防线。

　　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出其不意，越过明朝的第一道防线——辽河，包围广宁城外围的西平堡。西平危机，王化贞听信了孙得功的话，发动了广宁的全部兵力，派遣孙得功与祖大寿汇合祁秉忠救援西平，熊廷弼也派刘渠拔营赴援。

　　援军在西平堡外与后金遭遇，孙得功早已偷偷地投降了后金，两军刚刚交锋，孙得功就率先领头逃跑，明军大败，祁秉忠、刘渠战死。西平守将罗一贯待援不至，在城墙上向着北京方向跪拜，说道：“臣尽力了”，然后自刎而死。至此明军全军覆没。当时熊廷弼驻军闾阳，参议邢慎言劝他紧急救援广宁，却被佥事韩初命阻挠，熊廷弼最终没有出兵。

　　孙得功逃回广宁后，便进行叛变，他派兵夺取城门，封锁府库，并在城中宣扬，前方战事打败了，应该投降后金了，并诈称后金军已到城边。城中一时大乱，人各奔逃。

　　王化贞这时正关起门来办理军书，对外界毫无所知。参将江朝栋推门闯进来，王化贞大声训斥他。江朝栋大声喊道：“事情危险了，请你快走！”王化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江朝栋就搀扶他出来骑马逃走，后边两个仆人徒步跟着，于是丢了广宁城，不战而逃。

　　孙得功叛变后亲自跑去见努尔哈赤，请努尔哈赤进城。努尔哈赤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兵不血刃的得到了广宁城，他万万不会想到辽东的首府这样容易就会被他占领。在再三打听确认了消息的可靠性以后，努尔哈赤率军进城，广宁沦陷。

　　辽东巡抚王化贞逃亡后在大凌河遇见辽东经略熊廷弼。王化贞感到惭愧，建议驻守宁远和前屯，熊廷弼这时却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说：“已经晚了，现在只有保护老百姓退入山海关！”于是把自己所领的五千人交由王化贞来垫后，把全部积蓄都放火烧了，直接向南撤退，进入了山海关。广宁沦陷以后，大量的粮食补给，全部的辽西土地，数以万计的辽西百姓沦落后金之手。

　　广宁之战后的辽东

　　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京城为之震惊。广宁失守，由谁来承担丢失城池的责任，是整个朝廷关注的问题。

　　兵部尚书张鹤鸣害怕受到牵连，把失地罪责全加在熊廷弼的身上，他诬陷熊廷弼，给熊廷弼扣上了通敌卖国的罪名。

　　广宁失守后，熊廷弼为自己进行了辩解，认为自己的经略只是徒有虚名，实权落在王化贞手上，失地的责任理应由王化贞以及支持王化贞的内阁和兵部诸大臣负责。

　　事实也的确如此，朝廷对王化贞所请示的没有不同意的，熊廷弼所请求的却绝少答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熊廷弼只有五千，身为辽东最高军事长官，与其身份着实不相匹配，徒有经略之名而已。但朝廷拒绝了熊廷弼的申辩。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廷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入狱。熊廷弼当然要继续鸣冤，三月十二日上《请发从前疏揭质对疏》，指出王化贞的决策失误；三月二十一日上《辩张本兵疏》指出张鹤鸣是王化贞的后台，是广宁失守的真正罪魁祸首。

　　但明廷最后的司法裁决依然是颠倒黑白，明廷将王化贞定性为“有忧国之心，无谋国之智”，应当从轻发落。而熊廷弼则是“刚愎性存”意气用事“开衅化贞”，“比杨镐更多一逃，比袁应泰反欠一死”，“宜用重典，以儆将来”，非杀熊廷弼不可。

　　大太监魏忠贤

　　快到行刑时，熊廷弼许诺用四万两金子贿赂内廷请缓期执行，后来却违背了四万金的许诺。这使得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大为恼恨，发誓要尽快杀掉熊廷弼。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为排除东林党，诬陷东林党坐收熊廷弼的贿赂，以此加重熊廷弼的罪行，熊廷弼又成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这年八月，熊廷弼最终被处死，传首九边（将他的首级在北方的九处军镇辗转示众），尸弃荒野。

　　熊廷弼临死赋绝命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