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史铁生

　　我的朋友史铁生

　　一

　　说起和铁生的认识与交往，可能还要从我说起——

　　19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从插队的内蒙古赶回北京，探望即将做结肠癌手術的母亲，中途被火车轧伤。由于头部受到重创，我昏迷了七天七夜。死神到底还是放过了我，而代价是我的左腿，被黑暗吞没。

　　1998年底，我经人推荐，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三月风》杂志做了一名文学编辑。杂志决定为残疾作者专门开设一个文学栏目“维纳斯星座”，由我负责。部主任提示我说：“你可以去看看史铁生，请他写一篇点评。”我便拿起手里的稿件，按地址找到史铁生的家。

　　我跨进屋门，见房子共有两间，外间有几件陈旧的家具，靠里还支着一个木板床。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楚房间的格局和具体陈设，只记得光线很暗，这是给我最深的印象，一直挥之不去。

　　二

　　里间紧靠着玻璃窗有一张床，铁生就躺在那里，被子下面露出一个由导尿管连接着的吊瓶。他看上去很憔悴，满脸倦容，但目光温暖安详。我拘谨地问候他，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作者的稿件递到铁生的手里。

　　他看稿子的时候，我有些紧张地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路上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不愿意写，我就说……想了好几种自认为可以说服他的理由。他专注地看完稿件，又细心地折叠好，把稿件放回到原来的信封里，然后和气地说：“行，你给个期限吧，大约需要什么时候交稿？”

　　这么顺利？真没想到。他连一点儿假装的矜持都没有，更没有以正在生病为借口婉拒，尽管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最可信手拈来的理由。我松了一口气，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连声说：“谢谢你啊，我还以为……还以为……真是太谢谢你了。”他笑了，说：“别，干吗那么客气呀？”他的语气就像对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十分亲切。

　　临走前，我问起铁生的病，可能不该问，可似乎也不该不问。

　　说起那些往事的时候，铁生的手里拿着一支烟卷，我赶紧找到打火机递过去。铁生摇摇头，不点着火，也并不吸，说：“戒烟了，医生特意嘱咐的。”他不时将烟卷放到鼻子下面，闻闻那烟草的香味儿，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沉默了一会儿，我冒出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我能看看吗？我看看……行吗？”说完我就后悔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伤口裸露给别人看，尤其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异性。

　　铁生默默地揭开被子的一角，露出了他萎缩的双腿。如果可以站起来，他的个子一定很高，怎么也得有1米8左右。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泪水在眼眶里旋转着，旋转着……我低下头，为他盖上被子，又细心地掖好被角，泪水终于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被子上。“别哭啊。这其实，嗨，也没什么。”他反倒过来安慰我，还递过来一张擦眼泪的纸巾。铁生说：“哎，别光说我了，说说你自己吧。”我便对铁生说到自己19岁受伤的经过。

　　我说自己曾经试图自杀过……铁生静静地听着，并以宽厚慈悯的目光注视我，温和地说：“残疾者，尤其像咱们这样本来健康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其实这也没什么，死亡迟早都会来，这是一件不必太着急的事，真的。”

　　他似乎轻而易举，轻描淡写地就把一个绝望变成了希望。

　　三

　　在一次命名为“我的梦想”的全国性征文大赛中，我和铁生并列获得一等奖。

　　当时，新任主编找到我，让我陪他一起去看铁生，顺带把获奖证书给他。在铁生的家里，他留我们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和铁生一起吃饭。饭菜上桌后，铁生把轮椅摇过来，我们围坐在圆桌旁，宾主尽欢。记得席间，谈起在家里做饭的事情，我说：“我常常觉得做饭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要买要做要收拾，要是天天像这样吃现成饭多好啊。”

　　铁生听了我的话，开心得直笑。笑过之后，他一本正经地说：“在吃饭和做饭的问题上，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喜欢吃又喜欢做的；第二类是喜欢吃但不喜欢做的；第三类是既不喜欢吃又不喜欢做的。”我们都表示赞成。铁生问我：“那你属于哪一类啊？”我说：“我属于最后一类啊，就是那不喜欢吃也不喜欢做的。”他慢条斯理地说：“嗯，这大概是最不可救药的一类。”我们都一起笑了起来。

　　曾经，在铁生的家里，我遇见过一个身体健康的女孩子。她有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发辫，但是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失落和忧伤，让我看出了她的情感秘密。我单独问过铁生：“你干吗不同意呢？”他坦率地说：“我让她以后别来看我了……”我一下就明白了，铁生是对的。后来铁生找到了心仪的对象，还搬离了雍和宫大街。

　　四

　　那之后，我在人民大会堂又见过铁生一次。我们是在台阶下偶然碰到的。铁生看见我和编辑部的其他同事，就摇着轮椅过来，脸上挂着我所熟悉的温暖真诚的笑容。但是，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他的脸，黯黑、憔悴、皮肤没有一点儿光泽。

　　铁生说：“一直做透析，每天整整一上午都要耗在医院。不仅费时间，费用还特别贵，所以很多患尿毒症的患者都自动放弃了。透析的时候，哪天哪个人没再来，是常有的事。”他抬头看看头顶的蓝天，眼睛里掠过一种悲天悯人的忧愁。他忧心的绝不仅仅是自己（北京作协每年特别为铁生拨出专款用做他透析的费用），还有那些没有条件做透析的普通患者。一个人，对于自己忧心的事无奈，那也是一种折磨。

　　他没怎么说自己，只是说精神不行了，写得很少。告别时，大家都对他说保重，再见！自从在人民大会堂见到铁生之后，虽然和朋友们几次相约去看看铁生，但终于没有去成。谁也没想到，那次会面，竟是最后一面了。

　　现在想来很是遗憾，但是我并不后悔。给铁生省下了一些写作的时间，我以此宽慰自己。有的人，也许天天见面，转身就可能不再记起。而有的人，即使不再见面，也永远都不会忘记。

　　2010年最后一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上网浏览各网站的新闻。

　　一条关于铁生逝世的消息，如乌云一样飘过来。我惊呆了，怀疑自己看错了。前不久，还传出他因肺部感染住院又出院的消息，听说朋友们还策划给他过生日呢。我揉揉眼睛，贴近了计算机屏幕：“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著名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失声地哭了。再过几个小时，新一年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可是，铁生他没有等到。再过四天，就是铁生的生日了，他也没有等到。

　　其实，多少年来，铁生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

　　好多年前，他还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时候，我去看铁生，他正病着，嘴唇干裂，形容枯槁，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高烧好几天不退了，这回怕是真的不行了。”我知道，对于一个肾功能几近衰竭的病人来说，这种来势凶猛的高烧是最致命的。

　　我故作镇定地安慰他：“你不会的，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我们送你去医院，医生肯定是有办法的。”救护车呼啸而来，停在院子外的路边。其他几位朋友用担架把铁生抬上去，我跟在担架旁边，把铁生护送到医院。

　　在医院，医生安排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当别的朋友去办理各种缴费手续的时候，我在担架旁边守着他。铁生睁开眼睛，疲惫地笑了笑，说：“多亏大伙儿，差点儿就交代了。”还对我说：“你回去吧，这儿有这么多人。你们主编也知道了，他派的人也正往这儿赶呢。嗨，惊动了那么多人。”他满脸的歉意和不安。

　　五

　　铁生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了死亡威胁，所以，他从来不回避生死的问题。

　　在一篇散文中，铁生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人的最后一个令人恐懼的敌人就是死神。而铁生早已和那个坐在门外过道里，一夜一夜耐心等待他的死神对视了多年。没有人能够战胜死神，但是，对于那些微笑面对死神的人，死神不过是一个引渡者和黑衣使者。它带走的仅仅是铁生千疮百孔的身体，而带不走铁生的精神和他在亲人、朋友心中的怀念与记忆。

　　在写这篇稿件的时候，我曾经梦见过铁生一次。我梦见到他的家里去约稿，铁生的家里依然宾朋满座，他就坐在朋友们的中间，笑容生动温暖，一如生前。

　　铁生写过一篇小说叫《命若琴弦》。铁生去世的那个晚上，被朋友们沉痛地命名为“弦断之夜”。

　　铁生捐献了自己的大脑、脊髓和肝脏。在他去世9个小时后，他的肝脏在另一人的身体内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