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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洒满长路

2019-04-12    作者:史翠萍    来源:网络

  阳光洒满长路

  母亲把一袋辣椒粉、一袋干盐菜、一袋红小豆、一袋绿豆、一袋韭菜、一袋柿子码在炕的一角,在墙上挂着的布袋内取出一个折叠成小方块的无纺布手提袋,细细地展开,以那些袋子的抗压程度依次将它们装进手提袋,又把装好的袋子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要我提走。我没有立即去提,起身舀了差不多一满盆的水,取了刷子、洗衣液,开始刷我板鞋的帮和边。我的板鞋帮是黑色的,底边是白色的。我用刷子分别刷洗几次,又拿了一块雪白的毛巾投了三次水,拧干了,慢慢地擦。母亲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一手揉着膝盖,一手搓着腰背,说:“你可以快点了!”

  我没有回答,心里想着:我下一次应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直接趴在我家大门外旧土窑口塌下来的那个土堆上。那个土堆此时亮黄、新鲜,而又纯净。因为刚滑塌不久,没有沾染一点草屑和杂质。

  “有些事等不到明天。”母亲又说。

  我整理好自己,把袋子提上车子,转回来对母亲说:“我这就走了,等到秋天,再回来。”

  “秋天?有些事情等不到明天。”母亲重复那句话。母亲的手空着,比我早先一步往外走,走向了硷畔。

  秋天,太阳肯定温热,那个土堆上面说不定再滑塌一层土,将旧土盖住。我能回来,要穿上合适的衣服,趴在上面,像八岁时候一样大声叫:“倒土——倒土——你快出来——倒土——倒土——你快出来——”我一直向往着这一天,我要不断地喊,喊出深土下面埋着叫“倒土”的虫子。那虫子应该熟悉我的呼喊,它身上留有我童年的手指印。

  我走近车子,母亲已经坐在硷畔一角的石床上,她等着看我离开。母亲做事情早任何人一步,包括这次得病。

  这次回家属计划外,因为母亲病。早上,弟弟打电话说:妈病了,气喘,走一步都不行,嘴唇发青,脸也发紫,头发更白了。半小时后,妹妹也打电话说,妈这次病得和上次不一样,病来势凶猛。她害怕了,母亲更害怕,害怕的情绪袭击了她,也袭击了母亲。

  “害怕的情绪袭击了妈。”这一句话同时更猛烈地袭击了我。像一切悲伤的情绪袭击我一样,我感到了山崩地裂前的某种隐喻。这隐喻三十年前发生了一次,十年前又发生了第二次。瞬间,这隐喻又被我在心里无限地放大,无限地扩散,或明或暗,像一团雾裹挟在我的身上。我有些不知所措,使出浑身力气,将双臂用力舞动在无挂无碍的空中,口里吸着阵阵无以聊慰的凉气,试图将它驱赶。

  我清晰地知道它来自哪里,但又不是很清晰地知道它能有如此坚硬的力量。

  奶奶拄着拐杖走在柳荫里,我向前,奶奶向前;我回头看,奶奶继续向前。柳荫被奶奶留在身后。如果我再回一次头,奶奶就把另一棵柳树洒下的影子也超越,还有第三棵,第四棵……假定我的上限,假定奶奶的上限,向前走是我的人生路,我只有八岁,路漫长。奶奶八十一岁,奶奶的路可以就此打住。或假定是我的无限,假定是奶奶的局限。我无意于对此做深入的理解,也不知道怎么理解。我总得出去,奶奶就在路口,我和奶奶,一前一后,像是一幅古老而恒久的画。

  我没有求奶奶天天跟在我的身后,她身着漆黑的衣服,像一堵坚韧的墙,像一片柔软的影子,黏附在我的身后,究竟可以给我些什么,我也很模糊。我觉得,奶奶是知道了有某种羞耻、某种害怕,在我的心里住着。而这种羞恥和害怕也在奶奶心里住着,我和她都想驱赶,却怎么也驱赶不了。这是作为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心灵隐喻,它如影随形,尤其对于我。看着我日渐长大的身影,日渐不安的内心,奶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甚至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有次奶奶对母亲说:三子这娃,唉——身板不硬,心也不硬。她已经能感觉出我未来的某种坎坷,我命定的某些多舛,杞人忧天式的焦心催促她不得不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送我上路,成了奶奶生活的部分。与其说奶奶是为了照看我,不如说奶奶也是为了给自己疗伤。奶奶一生经历过太多的逃躲和戕害,有语言的,有身影的,有风的,有雨的,有一个村子的,有一口井的。寡居的五十年令她积攒了太多的生活惊惧和生命苦寒。四十八岁,吸洋烟的爷爷死于一次中毒,死时,最小的父亲十岁;五十一岁,做长工的二儿子因为一场伤寒,寂然离开了她。那时,她的儿子还未娶亲;五十三岁,她唯一的女婿也死了,姑姑还未生育,返回家中;五十五岁时,奶奶由绥德州迁徙到我们现在的村子里。八九岁以后,奶奶就以三寸金莲行世,她上不了坡,也下不了山,几乎没有田间劳动能力,路口是她眺望世界的唯一远方。住进我家的院落以后,四伯下了西安,五伯去服兵役,父亲在城里读书,一切的生计全仗着大伯和三伯。期间,奶奶遭遇天下大旱,看见过人吃人;目睹了战争,亲手抚摸五伯被子弹击穿的肚皮;躲避土匪,和姑姑一起钻土豆窖,藏草垛,抹鸡血,抹锅底灰;坐在轿子里,差点被蛮子劫持。后来,儿子一个一个长大,奶奶迎来了泰然自若的日子,奶奶的世界终于不再惊惧。

  走在路上,奶奶在一次又一次地消除着自己经历过的害怕,剔除着自己尘封已久的那些磨难。奶奶用她的人生经验来拯救我,也拯救自己。

  每次我回来,出去,奶奶依旧拄着拐杖往柳荫里走,哒哒的拐杖声令我心烦意乱。我更加缄默其口,将我在外面的世界和在家的世界彻底隔绝。我把我的表面扔给了奶奶,奶奶深入不了我的世界内核。我只身跑向了我自己的陌生和暗淡,我迟早要面对我自己的冷热,甚至是黑暗。我甚至失去了对于这种拐杖声的耐受力,更加坚定了一种信念:一旦动脚,就不再回头一次,回应奶奶的喊叫,嘱托,目光,只用了低低的嘟嚷和直挺的后脑勺。

  八十八岁的那个秋天,奶奶决定要离开我家,到三伯家去住。我们极不情愿,母亲面子上也表示了极真诚的挽留,事实上母亲思想上也已经对奶奶形成依赖。多年以来,奶奶拄着拐杖,不出院墙,在三尺灶台间掌控着我们一家人的思想和走向。这是母亲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但它却是不争的事实。奶奶一旦离开这个院墙,我知道,母亲会觉出内心的孤独,会感觉一进院子一下子陷入一种虚弱,我们全家在短时间内会混乱,我们一群孩子会如雨水上泛起的一堆水泡儿,飘飘摇摇。但是,奶奶坚持要走。更深层的原因是,奶奶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暮景将至,深知读书出身的妈妈,见不得灵魂和肉体同时凝冻为一种枯槁状态。届时,妈妈会惊慌失措,我们一群孩子会惊慌失措,这个院墙里会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悲哀。这是奶奶不愿意看到的。奶奶想到了所有的细节,奶奶要抹掉自己人生的所有脚印。奶奶要从我家院墙走出来,在我们的注目里从我家路口子趁早逃遁。这是奶奶的先见之明,也是奶奶已经识破了天机。

  走的那一天,母亲早早出了山,我们姊妹三个扶助奶奶下了硷畔,到大道上的时候,奶奶甩开了我们的臂膀,甩开了我们不易觉察的伤感。就是那样,奶奶竟是自己拄着枣木拐杖,不时停住拐杖,不时深深呼吸,以自己走了近八十年的三寸金莲,用了半个时辰,走向了三伯家。这一去,奶奶自我家的杨树林大道口拐到三伯家的大河湾里,随即就拐到杏林山去了。杏林山是我们家的祖坟,爷爷早早等在那里。

  正好过了二十年,父亲也随了奶奶赶到杏林山去了。

  父亲言语不多,却是我们家的点金棒,是我童年时光幸福和骄傲的渊薮。他一回来,我们家就像被点了金,每个人都闪闪发光。父亲领导着我们村的时尚,领导着我们家的时尚。父亲骑最新款的自行车,买回最新款的家什,买最新上市的零食,扯最新时尚的花布。从玻璃罩的马灯到可以装三节电池的手电筒,从收音机到录音机,从缝纫机到电视机,从印花布到条绒晴纶,从小人书到报纸杂志,从玩具猫到机器人……父亲创造时尚的理念,开辟了我们对于时尚的概念,使我们最早获得了对于时尚的美好的感悟,激起了我们追逐外面世界的信心和野心。除此之外,父亲还进行基础建设的更新换代,把我们家的土窑直接变成了砖窑,在砖窑里进行全面改造,平整墙面地面,室内涂彩,空间功能分割,自行设计的钢木床、钢木饭桌、钢木沙发、钢木院门,以及零零散散的钢木小家什,都是精巧而又非常实用的,还添置一些桌椅板凳。所有的这些改变,都令邻人们羡慕,邻村人羡慕,令外来的亲戚朋友们高看我们家一眼。

  走出去,是我们家大大小小孩子从小的一种信仰和目标,而不按照父亲的设定去做事也是我们大大小小孩子坚定不移的悖逆,甚至做起事情来的无畏劲和潦草劲也是父亲始料未及的,这让父亲很恼火了一阵,他甚至狠狠地咒骂过我们,说我们是一群辱没祖宗的败家子,一群没有规矩的小流氓,一个成大事的都没有。他希望两个弟弟读书写字,承继他的毛笔艺术,至少做个教书匠或工人。也希望我们四个女子,既然读书,就应该把字先写端正了,就是不成才,也做个明事理懂规矩的人。他盼望我们都能做公家人,都端着一个稳稳的铁饭碗。可是到头来,我们六个当中,只端回来一个。他还希望我们活着,就应该把大小事情都处理得有些样子,起码达到他的水准。可是我们做到的几乎不及他愿想的一半,这都令他很困惑,很茫然。他竟感觉世道变了,人心不古,生命都被糟践了。

  然而,完全像轮回,我们真的都出走了,都逃出村子奔到外面去了,父亲却赋闲回到原地,一切变回了一种原初的温和。渐渐,我们又开始走马灯似的来回于我们家的硷畔,父亲在我家的路口子上送我们,等我们,接我们。父亲的送、等、接都显出一种慢,仿佛是父亲心境的节奏,抑或是父亲性格的节奏。好像父亲在此过程中完成着什么,完善着什么。这样的过程不间断地轮换往复,构成了他生命的部分,也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每个孩子的出行、回来、再出行、再回来,父亲以一样的慢对待,以一样的时长来完成。他用了这样的漫长开始观量和体认每一个孩子的运命,开始理解那句“龙生龙凤生凤”的农人箴言,细细咀嚼“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这样一个浅显的常理。日子越久,父亲越趋于宁静,眼神越陷入冷淡。他的眼睛一片空茫,像看大地上勾画出来的每条道路一样,每个孩子从每条道上走,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宽的窄的,平坦的崎岖的,每条道上都有人走,每条道上都阳光铺满。他藉此更加了然无痕,心底似乎没有了一丝波澜。

  其实,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回来,再回来,但谁走进谁的心了,我们肯定没有。我能肯定地说,我们六个当中,谁都沒有。父亲其实是孤独的,坐在路口,一切只能慢,一切只能空茫。少言的父亲被忽略了许多,一切都湮没在时间中了,一切也都被时间蒸腾了。

  我们像一群飞蛾一般,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之后,终又回到原处,却没能好好待着,在匆忙中捕捉匆忙,把所有的机会都丧失殆尽。我不知道我的姊妹们从父亲的漫延的眼神里窥视到了什么,或者说感悟到了什么。我约略能看得出,父亲对于我有一种难言的哀伤。我也知道,父亲非常哀伤地看过我的背影,仿佛是奶奶眼神的那种害怕和那种担虑,叠印到了她儿子的眼神里,再加上我渐渐获得的那永久无法剥离的形影相吊的深深孤独,也加在了父亲已有的忧虑上,他的眼神显露出深深的无奈和深深的痛苦。

  我不断地倒腾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儿,不断获取一些失去和新奇,被世俗和亲人磨炼至精神衰弱;我追逐一种苦行僧的荒草径,将雨水浸泡荻花,丝毫不宽释自己内心的野兽;在所有的所谓安逸里,所有的欢声笑语里,我始终处于一种愚钝和疏离,因为我,似乎什么都接纳不了,也没有人接纳我;陷入一种单调,陷入一片荒野,陷入一个自己,陷入一种冷得要死的严寒,这的确是我自酿的苦。但是,无能为力,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有暗自吞噬属于我的苦,我相信这是我的命咒,不是我们三代里任何一个人的错。奶奶无意于对我施咒,父亲也无意于主宰我的运命,我自己更是没有一点掌控力量。但是我们三个人都在我的命咒里深深地哀伤着。聪慧精明的奶奶知道了,敏感精细的父亲也知道了。奶奶带着惋惜走了,父亲带着痛苦走了,看着它的人都走掉了。世间怅惘客总是络绎不绝,我只是其中一个。孤独苦,但只有孤独,可以拯救我,可以蒸腾我的悲哀,这两个字迹,可以收纳我。

  父亲不希望我像一朵云彩挂在天边,他愿意看到我像一枚坚果长在枝头。我会不停努力,结局可以合他的意。其实,不论什么结局,都会合他的意,因为这结局首先合了我的意,哪怕是我一个人永远地形影相吊,永远地避开人世所有的光,永远地冷,永远地手脚冰凉,父亲也能知道我,也能预知我。

  关于我的这一点,我一直认为,母亲是一知半解的。母亲一生都在动手动脚,她几乎不能挤出一点时间,坐下来默默地思考,就像蜂子睡觉也必须飞一样,命运也没有赋予她那么多无聊的时间思考。这也极好,命运总得公正。耕种的季节,早上,母亲出山,种地,除草,施肥。中午也不回家,早上出山的时候,母亲给自己提一罐略稠的黄米饭。黄昏,母亲一定要赶在太阳的前头上自家的硷畔。因为下山的路上有一片槐树林,槐树的背后会闪出狼,母亲怕狼。河滩的草地被太阳晒得温热,长而粗的蛇出来活动,母亲也怕蛇。收获时,母亲还是早任何人一步,不让每一粒庄稼失落在地里。背、扛、拖、拉,像旋转的陀螺。母亲责令我们,放学回家,吃口饭就出山,每个人都不许偷懒。母亲说:收秋没大小,搭把手就好。北方的天,说冻就冻了,九月下霜,十月结冰,不下雪的时候,风也吹得有力。抢在天气的前头完成收获,早早地安顿好生活的部分。母亲有自己的生命准则。冬闲,母亲拾掇粮仓,安排三餐,拆洗被褥,缝缝补补,做棉衣,一人两套,一冬要做出来十七套棉衣,也包括奶奶的。冬夜长,母亲在灯下纳鞋底,麻绳穿过布底,摔在睡着孩子的脸上,母亲顾不得,也毫无觉察,一下一下,孩子揉眼睛,母亲挪一挪屁股,继续纳。年复一年,母亲的日子都是这样过。

  院子里剩了母亲一个人的时候,生活日渐单调起来,母亲也走上了奶奶和父亲一样的慢生活。而母亲的慢,还是一种潦草。她没有更大的耐心,她和年轻人一样容易烦,烦日子,烦生活,烦我们在她身边绕来绕去。她习惯于一个人完成自己的生活规则,一个人不停地动,在动中体尝自己的意义。或许还在祭奠着什么,守候着什么。母亲曾经说,她一旦离开,整个村子、我家的院子、路口的柳荫、杏林山,也跟着我们的记忆一起消失掉了。

  母亲在院子里外的空地上种各种菜蔬,旺季的时候蔬菜吃不完,又拿不到城里卖,就送人,见谁都送,梨啊,枣啊,桃子啊,也送人。母亲兼做小买卖,在家摆着小货摊,每年赶附近村子的庙会。三月三、四月八、十月一、腊月二十三,庙会起事,正日子,三天里都去。货品拿不动了,就喊城里的弟弟、小妹。弟弟或者小妹用车子把母亲的一篮子货品拉到庙会的临时地摊上,帮着摆好了,没耐心等,就跑回来。母亲守上一天,没有卖尽货品,又不好意思央告弟弟妹妹,就自己往家扛。這次病,妹妹说,就是扛篮子用岔了劲,喘起来了。

  父亲离去十年,母亲依然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过去的生活节奏,她愈加把自己的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会为自己认真地准备饮食,认真地准备药物,认真地准备衣被,认真地准备四季可以充足的柴火、水、电、煤等等生活必须。有人干扰的时候,她会烦躁,会突然发脾气。为了赶走绕在她身边的儿女,母亲不惜用狠毒的话挖苦我们。例如说,米面吃得太快,肥皂太浪费,路灯要烧坏了。甚至有几次说,姐姐偷偷拿走了她的辣子面;小妹问也不问,就拿走了她的一块新被单;弟弟回来就抽她可以赚五角钱的延安牌香烟。至于我,我没有一个烟火缭绕而真实的家,赖着不走,母亲只好表示了沉默。

  不论母亲怎样的态度,我们仍旧不停地回来。无拘束的我回得最勤,而且,我惦记着有一天去趴个土堆,惦记着我家的大门外,像这回所见的那堆新土,趴在那上面,唤我的“倒土”,想象我杏林山的奶奶和爸爸,想象我儿时的幼稚和纯净,想象我成了儿时的我,不长大,不离开,一个人,什么也不想,随便在哪一地块,围着山、河、土、柳荫、路口子,驻守,凝望,可以重温,可以迷失。

  可是今天,我不得不走了。给我的东西,母亲准备妥当,放上了我的车子。我磨磨唧唧,母亲开始烦,再一次表示了一阵凝冻般的沉默,最后冷冷地说:基本都耐放。一个人也得买菜做饭,两天买一次,新鲜的好。别懒过日头,有些事情等不到明天的。

  病愈后的母亲看起来很疲惫,坐在石床上软弱得失去了型。我把车子驱向大道,杨树林遮着路口子,绿色切割出母亲毛衣的一些碎红,母亲银白的发丝像一缕烟雾在风中摇漾。

  母亲老早就白了发,四十岁抑或三十八岁?我问过奶奶,奶奶说:日头晒的。我回头看玻璃窗,感到一阵灼热。的确,阳光稳稳地洒在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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