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奥威尔名言名句

　　●马丁·路德早就说过，上帝不是以强力和荣耀来显示自己，而是以自己的苦难和十字架来显示自己。莫尔特曼的推进在于，他把十字架神学与希望神学结合起来。莫尔特曼主张，我们应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伸出的双臂中去理解整个人寰，理解我们人类的苦难史和希望。对于二十世纪来说，最令人痛苦地不堪回想之处在于：一些人曾为了一种据说是神圣的未来而犯下了罪恶和不义，并曾将它们合法化，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描绘的：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爱即恨

　　●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零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 ----周濂

　　●乔治·奥威尔的《 1984 》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警示。他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近乎绝望的情绪，同时也作出除非历史的进程改变，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不自不觉中失去大部分人类的特质，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人的警示。 ----埃里希·弗罗姆

　　●奥威尔在1950年逝世，此前一年，他的打字机被没收。在绿意怡人的科茨沃尔德（Cotswolds）的小木屋里，窝在电热毯里的奥威尔，因为肺结核而奄奄一息。他的病床旁堆满了各类书籍：关于斯大林（Stalin）和“二战”期间德国暴行的巨著，一本研究19 世纪英国工人的著作，几本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床下藏着朗姆酒。 ----艾玛·拉金《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奥威尔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娱乐至死，究竟是说的什么？
我们如今的中国又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所谓的“一个无法严肃的时代”，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是，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道貌岸然的严肃，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当权者用以迷惑（或者说强迫）公众的一个工具罢了。由于我们的公众话语权从未存在，也就无所谓失去。
这样看来的话，今天的我们并非不懂的严肃，而是我们被教导不许严肃、不许三俗。只能在***的指引和领导下“娱乐至死”
这是奥威尔和赫胥黎对未来预言的结合，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事实

　　●在论坛上看到有人比对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两部反面乌托邦著作，即《1984》与《美丽新世界》，引用一段里面的话：1.奥威尔害怕那些剥夺信息的人，赫胥黎害怕给予人们过多导致人们变得被动及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是人们被统治阶级施加痛苦，一个是被施加愉悦。换句话说，一个是害怕人们被畏惧的东西毁灭，另一个则担忧人们被喜欢的东西毁灭。
2.人类最大的危机不是中毒，而是丧失能够意识到自己中毒的思考能力。
3.人类其实并不比动物高明，但因为会反省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才能够前进。
也有人觉得这类书中“充斥着无言的绝望”，并认为现实已经很残酷就不必再读更绝望的书。但我想，作者在执笔时就是怀着期望惊醒世人要对‘中毒’怀有危机意识的，不然身在温水中

　　●奥威尔……思想越来越左，回伦敦回巴黎过穷日子，幸好还有V. S. Pritchett那样的开明之士写文章同情他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那么深刻的作品学院派皱眉头的人还真不少！”那天，一位美国老先生吃晚饭的时候悄声对我说，“那样的观点学术上还需要不少论证。” ----董桥《青玉案》

　　●他还援引乔治.奥威尔的话说，餐馆的东西愈是好吃，厨房大概就愈嘈杂和肮脏。一位美食家更说，最价廉物美的餐馆，是牧师和妓女都自己付钱吃饭的餐馆。 ----黄灿然《格拉斯的烟斗》

　　●当奥威尔的生平细节不断死而复生，我怀疑我们对他的缅甸岁月所知太多，反观缅甸，历史——不管是以书信、档案还是记忆的方式被记录——不断被抹去。 在我看来，缅甸是否存在希望，取决于在这个国家，哪些事件能够被讲述，哪些事件不能被讲述。……如果我要再写一本关于缅甸的书，我愿意写的是那么一个时代：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抱有恐惧，不再担心受到惩罚，那是让人振奋的时代，当前的事件和缅甸的历史可以被公开记录和公开辩论。简而言之，那个故事将讲述这个国家的人民如何把他们自己的真相找回并且拼贴完整。 ----艾玛·拉金《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你敢吗？】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2+2=4的自由。”你敢说吗？乔治·奥威尔还说：“在谎言遍地的时代，讲真话就是革命的行动。”你敢“行动”吗？ [email&＃160;protected]李鸣生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
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乔治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没想到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始终都生活在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罅隙

　　●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人们为失去自由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和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自己去斗争？就像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刘瑜《观念的水位》

　　●奥威尔曾经写过，他成为作家的一个潜质是，能够面对不快的事实：他认为他能够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相，不管那些真相是如何残忍和让人尴尬。 ----艾玛·拉金《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是古来的老话题。霍尔姆斯(OliverHolms)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 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今天汉语的污浊亦自为精神污浊的一表征。 ----缪哲《祸枣集》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期待已久的旅行却在踏上旅途的那一刻迟疑了。是否我们都习惯于憧憬，却缺乏出发的勇气与决心？又或许是害怕现实，想象中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可若与现实接轨，一切的美都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也或许是害怕那种美转瞬即逝，便连憧憬也无法了。于是，我们总是憧憬着却又退缩着。
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太妃糖的美味在于求而不得之时，此时我们想象着它是如何甜美如何诱人。可若真正品尝到了，它的甜美却又在咀嚼之中慢慢消失，于是，连想象的愉悦都不复存在了。所以，对于许多美的事物，我们不妨耐心守候，不急于占有，不急于拥抱，只在一旁静静观赏。
或许，对于爱情也是如此吧。

　　●乔治·奥威尔在1936年写了一篇文章《书店回忆》，记述他在一家旧书店里当小职员的经历。工作时间很长，店里很冷，书架上到处是死掉的青蝇，顾客中有许多人精神失常。最糟的是：书籍本身也渐渐失去了光彩。他写道：“曾经有个时期，我真正爱书：爱书的形象、气味、触摸的感觉，尤其是五十年以上的旧书。钥匙在乡村的拍卖会上花一先令买了一大堆书，我更是欣喜若狂……但是自从在书店里干活以后，我就不再买书了。成千上万的书堆在一起，就显得令人厌倦，甚至厌恶了。” ----安妮·法迪曼《书趣》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得好，控制了现在的人能控制过去，控制了过去的人能控制未来。...数字时代已开始对奥威尔的观点做出了回应。 ----阿桑奇《阿桑奇自传》

　　●“理性”不只是指思考和明理，而且还指“用理由来证明合理”。因此，说服必须包括用理由——说得通，别人能接受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辩论”一词的拉丁词源的原义是“银”，把意思说清楚就像一块纯银，可以投射出光亮、清晰的映像，也就是像人们平时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银器越打磨越光亮。可惜现在的许多辩论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是不允许打磨的，有的映照出扭曲的映像，有的混暗不清，有的语言甚至根本就是为了制造暧昧和假象。奥威尔说，扭曲真实的语言“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它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事实的细节这样的语言是说理的天敌。 ----徐贲《明亮的对话》

　　●若是虚构脱离现实的土壤，那宫崎骏的《龙猫》则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童话故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不过是一部文字版的动物世界；崔健的《一无所有》也唱不出国人的尴尬与窘迫；北岛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也不过是“酸葡萄”心理罢了。只消稍稍动脑就会发现，虚构一旦离开现实的根基，竟是如此脆弱，甚至经不起推敲。

　　●2011年，穿越文学引发了几起青少年的自杀，为了能像虚拟的主角那样进入另一个世界，变成高富帅／白富美，有几个年轻人将自己杀死了。广电总局因此下达禁令，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穿越剧，穿越文学也禁止出现非正常死亡，诸如雷击、卧轨或者服药自杀等情节。总有人喜欢引用《娱乐致死》的一句总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在中国，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了，有时候还互相倾轧。

　　●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和凌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 ----周濂《正义的可能》

　　●A.赫胥黎在他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引用著名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一段话为开卷题辞：“乌托邦似乎比我们过去所想像的更容易达到了。而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别尔嘉耶夫青年时曾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然熟悉正是马克思主义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改造成了有历史根据的合理性理想。然而，与布尔加科夫等一批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别尔嘉耶夫在不惑之年忽然转向基督教末世主义立场。奥威尔早在四十五年前就提醒人们在做噩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乌托邦的观念史已几经嬗变，有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