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影剧本的通病是过分重视剧本的故事,而忽略了其中的人物,以致本末倒置,一味追求曲折离奇、出人意表的故事,对人物的塑造视为无足轻重。甚至为了迁就故事,人物的性格会前后矛盾,无从令观众信服……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由于出发点错了,中国电影便随之走错了方向。”
——宋以朗 《宋家客厅》
在《私语张爱玲》
一文中,父亲写道:“(李丽华)脸部轮廓极好,
工作态度更是有口皆碑,无怪走红影坛历久不衰,有‘长春树’之称。我们同她相熟后,知道她坦率风趣,说话刮辣松脆有时三字经都会出口。”我不常见到李丽华,也没有听过她的三字经,但我跟她的儿子倒是同学。
——宋以朗 《宋家客厅》
电懋和邵氏竞争激烈,喜欢抢拍一样题材的电影(例如《武则天》
及《杨贵妃》
),率先上映的就会赢得票房,后来者就好像在重播旧片,乏人问津。其中一部抢拍的戏是《红楼梦》
。因为个人喜好,我父亲最想拍的也是《红楼梦》
,并安排让张爱玲写剧本,可惜被邵氏抢了先,电懋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拍。电懋1971年结业后,这个剧本下落不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想去找,但找不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剧本到哪里去了。电懋之所以结业,是因为陆运涛在1964年去台湾参加亚洲影展途中,因空难身亡。
——宋以朗 《宋家客厅》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一个宣传惯技就是参加“亚洲影展”—先上映,然后参加影展,夺奖后再重映。这个亚洲影展其实是所谓的“分猪肉”,每个国家都有奖项,各国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分配奖项。电懋当时最希望拿到“影后”这个奖项,因为它的影响力比“最佳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以朗 《宋家客厅》
“人就好像狗,如果狗要跳起来才有饼吃,它就会越跳越高。如果现在让狗吠两下就给它饼吃,那只狗日后就不懂得跳。”
——宋以朗 《宋家客厅》
科学要建基于事实,你要看看是不是所有戏剧就只有那三十六种,正如考察所有的计谋是不是只有三十六计。我没有做过这个分析,但父亲倒有两个例子,似乎颇能印证所谓的三十六种戏剧结构。
——宋以朗 《宋家客厅》
《张爱玲私
语录》
辑录了他跟张爱玲的通信,简直可当一部“病史”来看。用父亲的话来说:“凡是希奇古怪的病,我差不多都生过了,居然能维持到现在,一半是自己肯研究病情,然后尽量适应,一半靠文美照顾。”(1991年3月14日致张爱玲函)。在病魔的折磨下,父亲无可奈何只有离职。父亲在
辞职信里对邵逸夫说,多谢他友善地忍受了自己工作期间的疾病,这些恩情会永记于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报答这份善心。
——宋以朗 《宋家客厅》
他是校长的特别助理,但他不是教员,又不在体制之内,不需要向任何单位负责,只需要向校长交代,因此校内很多人对宋先生非常忌惮。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常说自己割了一边肺,还强调他所服用的所有药物,由抗生素到胃药,都需要是最先进、刚在美国研发不久的,给我们感觉他弱不禁风,但抱病坚持。事实上他管的事情非常多,编辑相当小心和仔细,能看出他事无大小都关注的作风。”在文中郑树森又说:“我只觉得宋先生十分神秘,跟他平日对中大很多校务欲言又止的作风如出一辙。”
——宋以朗 《宋家客厅》
他把我父亲对他的影响写入了《那段跟宋淇吃西餐的日子》
。文中说:“我接触宋淇先生已是上世纪70年代,那时他在中文大学,身体不好,仍为《星岛》
创办彩色印刷的大型文艺刊物《文林》
。我是初出茅庐的小子,做了几份
商业机构的工作都做不长久,颇觉大机构非人之苦。进入《文林》
跟随前辈工作,有机会
学习过去文学、艺术的传统,最感动的是那种文明、包容的气氛。宋淇先生对诗、对文学艺术的热心感染了我们,至今未尝止息。”
——宋以朗 《宋家客厅》
可是到香港后不久,我们的财产便化为乌有。为什么呢?原来,父亲把从上海带来香港的积蓄存进了同乡开的四海银行,但这同乡竟亏空公款,逃之夭夭;当时又没有存户保险,结果父亲一生的积蓄,就这样付诸流水。幸好他生性豁达,顺境逆境都可以继续生活。1951年,我父亲开始在香港找工作,不久他便在美国
新闻处找到工作,负责文学翻译,后来又进入了电影圈。我们家不是一直都那么富有,反而经历过多番大起大落,也许正是这样,父亲才会逼不得已涉足多个领域,成为多才多艺的“通人”。
——宋以朗 《宋家客厅》
宋以朗简介
他是统计学博士,曾任全球第二大统计公司的顾问KMR ,父亲宋淇,又名林以亮,是著名“红楼梦”翻译家之一,曾任电懋制片,拍过梁醒波主演的“南北和。母亲邝文美,曾在美国
新闻处工作,以方馨一名,翻译文学作品。两人并曾拥有张爱玲小说的版权。
宋以朗近年制作东南西北博客,引述及翻译比较世界各地的
新闻,受到广泛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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