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已经越来越从抽象的学术性问题，逐步转变为一种与每个人生死攸关的重大现实性问题。
很多卓越的思想家们纷纷加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行列中。通过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抽象本质的批判反思中，人们或许可以获取必要的思想力量，但是却未必从中获取真正的现实力量。由于忽视对资本的批判，将导致我们的所有批评都是肤浅的，天真的。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分缕析，马克思不无敏锐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依然深深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土壤之中，与此同时，他更为深刻地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并从“历史深处”将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逻辑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资本的命运”与“现代性的命运”是如出一辙。本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文本学研究，借此勾勒出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图式，并阐发所谓的“思想中的时代”的意义，以期打破现代性的“无知之幕”.
一、商品与劳动：资本逻辑的实现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商品生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总体地位，并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概括为“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三大阶段。究其实质而言，“直接的社会关系”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物化的社会关系”是以商品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则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事实上，我们知道商品生产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就已经出现，可是为什么只有到了当代人类社会才被称为商品经济社会？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问题的答案其实就隐藏在《资本论》开篇之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的极大丰富，商品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在商品关系中包含了一切现代关系的萌芽，也就是说，商品是现代社会的“抽象总体”.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分析的那样，马克思将商品分析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主要原因在于，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商品的结构之秘中得以解答。当然，所应具有的前提必须是只有当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具有像马克思那样的深度和广度时，只有当商品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专业性领域，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和结构性的根本问题时，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资本主义的所有奥秘[1].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应该以商品分析开始。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最主要的物质表达形式。从表面上看，商品作为人们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是一个简单而平凡的物，但正是这个“物”却“充满形而上学的玄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商品交换必然需要根据两者之间的一定比例，必然存在一些彼此转换的共通物。一般而言，不同商品之间有着不同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以其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有质的区别，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不同商品之间完全不具有可交换性。但是，不无吊诡的是，商品经济社会恰恰是建立在不同商品之间可交换基础之上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使用价值的抽象化，从质的差异转变为量的差异。
这样一种抽象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马克思是从对商品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剥离开始的。通过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于商品而言，犹如硬币之两面，使用价值是劳动对象化的直接结果，是商品的物质属性，交换价值关心的不是质而是量的差别，它集中突显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因此，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物质形态，也即体现为商品不同的使用价值，仅仅使商品交换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把这种异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这种交换才最终成为一种现实性。如果将商品的使用价值剔除掉，那么商品就只会剩下劳动产品的这一个属性。当劳动产品中的有用性被消解掉，那么各种具体劳动的外在形式也就随之不复存在，进而全部转化成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也就是所谓的抽象人类劳动。
因此，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尽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千差万别，却都无一不指向同一个统一物。这个统一物，就是体现于凝结在商品交换中的劳动的特性，也就是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不同种类的劳动被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其实质就是所谓的商品的价值，也即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商品交换的奥秘就在于，商品的质的差别的消失和量上的可比较性。明此乎，我们就可以最终揭开商品交换的神秘面纱，才可以真正理解商品等价形式及后来发展起来的货币形式的重要之处。
马克思从商品中剥离出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一般人类劳动）和具体劳动。一方面，具体的有用劳动体现的是人的力量在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要的生产形式上的耗费，它生产使用价值，生产麻布和上衣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活动，是特殊的生产活动同纱和呢绒相结合，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一样，因此人类的具体劳动与纱和呢绒仅仅形成的是一种生产上的关联，正是因为如此，导致产生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它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转化生成的中介，是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与商品的物质形态没有任何关系，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人格性和差异性被藏匿于平庸的无差别、抽象化的劳动中。作为交换价值的是同质性的抽象人类劳动，它生产价值。人的丰富而多杂的劳动形式经过这样一个抽象化的处理变得单一而纯粹。可以说，在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地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中，一切意义上的具体劳动都将丧失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可以说，在抽象劳动统治下，实现了对“活劳动”的遮盖，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丰富性被抽象的经济合理性所抹杀，人成为了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成为片面而贫乏的现成存在物，成为失去真实生命感的单向度的人。
二、货币与资本：资本逻辑的基本展现
如上所述，我们已经提到，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交换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交换价值是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2]32.而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就是货币。货币是抽象劳动的必要的具体化，作为商品价值的实现形式。以市场交换关系的确立为前提，货币作为一种流通物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主体。虽然，以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首先看到了这个现象，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说明货币是如何转变成为可以增值财富的资本。从形式上来看，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工人为资本家干活，完全基于一种自由选择、等价交换的原则。但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科学分析表明，国民经济学的结论完全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式的虚构和假设替换了事实的真相。
由于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社会生产的组织者需要拥有一定的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资本首先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很容易被这样的表层现象所迷惑，以至于认为货币即为资本。事实上，马克思在其《资本论》已经非常确定地指明：“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完全不同的。具体而言，“作为货币的货币”是商品流通形式（商品-货币-商品），其流通过程中是先卖后买，流通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商品，货币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物。而“作为资本的货币”则完全是资本流通形式（货币一商品一货币），其流通过程是资本家首先用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再把商品卖出去，重新取得货币，从买开始，以卖告终。 看似简单的“卖”和“买”次序的颠倒，却折射出整个资本主义资本运作的深层逻辑。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相较之“作为货币的货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获得资本增值，也就是以榨取剩余价值为其终极目标的，并遵照这样的逻辑的进入到一种永远震荡的逐利过程中。所以，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它带来了剩余价值。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羽化为资本时的流通形式，和一切以前阐明的关于商品、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2]186.商品一经被生产出来，其价值就凝结在其中，在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商品之间只发生形式上的交换，其价值量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流通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资本实际上发生了增值现象，正如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剩余价值是流通中产生的。但是，马克思通过细致深入的分析，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事实上在流通过程中，不论是等价交换或不等价交换，都不能带来剩余价值。那么，在资本流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剩余价值的产生？马克思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买和卖。
从亚当・斯密开始，国民经济学看到了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和基础，但他们所承认的劳动只是一般的抽象劳动。在着名的“斯密教条”中，工资完全被视为是工人所提供的劳动等价物，用这一理论使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合理化。为了深入剖析这个问题，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两个概念。“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2]196.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何谓劳动力？马克思把“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定义为劳动力或劳动能力”[2]19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是作为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的形态而存在。有鉴于此，劳动力和其他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
但是，正如马克思不无犀利地指明的那样，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就体现在它能够生产大于本身价值的价值。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劳动力并不必然都要成为商品的，只是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才从劳动者那里剥离出来成为商品。当资本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需要满足各种条件。马克思首先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即在法律上和货币所有者处于同样的地位；二是，劳动者没有任何劳动资料，不占有劳动对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劳动与资本是完全割裂的，劳动者失去了所有可以依靠的生产生活资料，维持生存的唯一途径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换取生活生产资料。当劳动力一旦被出卖，则它的真正所有者转移到资本家手中。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2]219.也就是说，当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资本原则的开始运转起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力”和“劳动”范畴的区分，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基础，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建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础之上的。资本家把货币变为商品，把活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就使物化劳动变为自行增值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
三、物的逻辑：资本逻辑的本质突显
经过劳动范畴向商品范畴的飞身一跃之后，它的逻辑进一步澄明。于是，“一个有灵性的怪物”便以其发展的全部展露出来，它就是资本。所谓资本逻辑，不是泛指资本的所有属性，而是特指资本自身增值、追求利润最大化、唯利是图和不断扩张的自由本性，资本原则构成现代生活的统治力量。
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经过工具理性的抽象和提炼之后，还原和简化为一个枯燥的资本世界。归纳起来，资本逻辑有以下两方面的特质：
其一，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物化社会关系。在马克思创立科学的资本理论之前，资本实际上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广泛使用，并按照各自理解对资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和解释。无独有偶，他们几乎都没有从历史运动中把握资本，而是将资本看作是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是一种仅在不同人手中流通的静止物，进而毫无批判意识地为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辩护。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中把资本看作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己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物化劳动），也就是单纯的劳动工具或劳动材料”[2]12.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观点的真正问题在于，他仅看到了资本物质的存在形态，而忽视了资本之所成其为资本的形式规定。也就是说，当我们仅仅将资本看作物质生产工具，而没有看到资本在社会历史的展开维度，那么资本必将被视为非历史的客观存在。事实上，这种以资本为其纽结的生产关系既不是恒久不变的，也不是自在存在的，而是有其历史的产生过程。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犯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资本家支配工人劳动的事实视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将这种权力固化为资本家的一种“天赋”权力，从而否定资本的历史形成过程，否认资本形成的真实起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将资本看作是永恒的超历史的存在，而非历史性的存在，以此对资产阶级占有资本这一事实进行合理性辩护。按照李嘉图对资本的理解，马克思指出：“那么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它们也必须通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456.
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从看似简单的物中看到社会关系，把资本放在历史中进行考察，从运动中把握资本，就像英国学者霍奇森所说的，“《资本论》并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阶段去研究抽象的‘经济&＃39;,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固有的社会关系”[4].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明确地弄清楚’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揭示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3]295.应该说，是马克思给我们明确的指出了正确理解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 1847 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的本质作了深刻的陈述，指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张一兵先生曾考证，马克思其实在 1857 年以前，具体说是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写作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Kapitalismus）一词，而只是使用“资产阶级社会”（bourgerliche gesellschaft）。马克思是在科学地确认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关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生活方式后，才明确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核心概念[5].
其二，在资本的原则之下，生命活动成为异在于人的活动。“抽象统治”是马克思的用语，它指的是现代生产关系对人的抽象化统治。它的控制逻辑是通过对具体劳动的抽象化，转变为货币符号，进而最终实现资本关系对人的奴役。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失去了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自我身份，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不再是人的生命丰富性的确认。与之完全相反的是，资本通过对人的劳动的占有而实现和延展了它自己，人被降格为资本实现其自身的工具和手段。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6].刚刚从自然力支配下走出来的人类，被卷入到资本的车轮中，成为自我的分裂的异化的人。
所以，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那样，人不再属于人自身，而是被动地从属于机器。人相对于机器而言，成为了次要的存在。在大工业化的时代，机械化、片面化的劳动使人与他们的劳动本身以及劳动成果对立起来。当人不再是主宰资本的绝对力量，那么只有不断增殖才成为资本的真正宿命和必然逻辑。资本要求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要将资本的足迹踏遍地球的每一寸土地。在资本这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和支配下，原有世界中一切“凝固”的静止物将摇晃震荡起来。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世界必然走向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7].透过对资本运动的逻辑的深刻剖析，马克思预言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这一预言已经被席卷一切的资本全球化的现实所证实。这样一个完全由资本所支配的时代将会成为一个“人之死”的时代。这一切，必然导致以资本逻辑为其基本内核的现代性终将会走向与人类生命的相反处的历史结局。
综上所述，《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病理学分析，更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全景式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依然受控于资本逻辑，离开了资本的霸权不可能理解现代社会。
参 考 文 献
[1] （匈牙利）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3.
[2] （德）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匈牙利）瓦依达。 异化与社会主义[M]//陆梅林。 异化问题：上。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1986:378.
[5]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41.
[6] （德）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7.
[7]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