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论文

　　怎样认识当代中国史学，当代中国史学与以往的史学有什么不同，它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这些不同形态的史学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其演化发展的趋向如何，这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以为，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的话语形式、学风、研究内容、治史风格、治史目的等诸多方而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其存在状态也渐渐分化，逐步演化为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的史学形态。三种史学形态的内涵、精神和特质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架构起当代中国史学的基本风。

　　研究史学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史学形态―也就是史学的存在状态―的描述，比如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学术界常常使用“封建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资产阶级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主义史学”“唯心主义史学”等概念来概括某一种史学形态，并赋予它特有的内涵、宗旨、风格等。显然，这样的描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特征。那么，反观当代中国史学形态，还适应社会的独特能力，“大众”从各自的视角传播历史知识，影响民众的历史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亦不可低估。

　　当代中国史学要想得到繁荣和发展，良好史学生态环境的建立必不可少。而要建立更加健康的史学生态环境，三种史学形态必须进行自我反思，主动变革，从而产生更大的活力。 在三种史学形态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失落感最为强烈。这是因为新中国建立后，其他史学形态均被改造，主流史学一直一家独尊。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政治形势及学术风貌的变化，各种史学思潮纷纷崛起，对主流史学形成强大冲击，独尊地位岌岌可危，使之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比如林甘泉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能否保持主流地位的问题，他说:“自上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在新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oo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们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主流史学的历史合理性。戴逸认为，在20世纪，“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指导作用。

　　林甘泉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海外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中共官方史学’，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是靠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扶持起来的，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首先是由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仁月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在新形势下，主流史学必须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诸方而做出调整，自觉迎接挑战。

　　齐世荣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应当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及时吸收、消化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对于它们的‘合理内核’，我们都应予以利用，而决不可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戴逸也说:“有容乃大，我们只有批判地吸收全人类文化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固步自封……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派和学说，是下个世纪马克思主义而临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够青春常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主流史学因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特征，所以容易受政治风向的挟裹，常常会偏离正常的学术轨道，导致自我迷失和异化。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现象，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进一步摆脱“标签”式的身份认定，以更加开阔的胸襟迎接各类史学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危机，走向新的繁荣。“主流地位不是靠政治的强势，不是靠思想上的强迫，主要靠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学者们自身来努力，通过科学的成果来让人们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仁月。

　　这样的理论反思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繁荣发展的前提，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使自己发展。对此，李振宏认为，“要允许它自身内部形成不同的学派，允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去解释历史”川。也就是说，每一个愿意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史学工作者都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立的阐释，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逐渐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相互争鸣，这恰J哈是主流史学的生命力所在。实际上，在当代中国主流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己经出现这样的学派，比如“侯外庐学派”。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开创的学术派别，其基本主张是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强调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派’心叼。

　　这个学派己经有了三代传人，第一代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为中心，有赵纪彬、杜国痒、邱汉生等人，代表作是《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代是新中国建立后侯外庐的助手和学生，包括张岂之、黄宣民、李学勤、卢钟锋等人，作品以《宋明理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为代表;第三代是侯外庐及第二代学者在“文革”后培养的学生，有姜广辉等人，代表作是《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儒学发展史》等。“侯外庐学派”坚持用历史唯物论来清理中国的思想遗产，形成了独立自得的治学宗旨和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格，有着代有所承的代表人物和学有造诣的代表作。在治学精神上，该学派坚持侯外庐“不苟异亦不苟同”的治学原则。

　　因而成为主流史学中特色鲜明的学派。如所周知，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术的分化、学派的形成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侯外庐学派”的出现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说明主流史学具有开放、变革和创新的能力，惜乎这样的学派太少，还不足以形成诸家争鸣的局而。主流史学要想保持主流地位并持续发展繁荣，必须倡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上史学领域乱象迭出，内容庸俗、史实讹并、史观错误、生搬硬造、随意杜撰的现象比较普遍川。大众史学的作用不是把正确的历史知识贡献给社会，引领整个社会向善，而是一味猎奇，书写严重失范。大众史学似乎变成了娱乐，正逐步消解着人们对历史和经典的“敬畏感”。有鉴于此，大众史学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汲取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的严谨治学的精神，提高书写者才、学、识、德等各方而的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及个人负责，以“良史之心”建构大众史学体系，达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通过历史知识社会化阐释人文理念和人文理想。

　　当代中国大众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本土自生到中西结合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大众史学基本上是传统式的历史知识普及。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Public History”传入中国，开始了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与西方舶来的大众史学的结合。就当下来讲，大众史学的发展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理论建设，二是学科建设。就理论建设而言，时至今日，大众史学在社会领域的实践如火如茶，通俗历史读物的大量发行，电视讲史的持续热播，网络历史作品的不胫而走，历史文化产业的兴旺发达，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都说明历史知识对民众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大众史学的理论建设却非常滞后，诸如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规范、原则、体系等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述。理论是学术发展的灵魂，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引，大众史学的乱象就不会得到深刻反思，也不会有发展的后劲。

　　就学科建设来讲，随着本土通俗史学的发展和西方大众史学观念的传入，如何中西合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史学学科，从专业性的眼光观照那些针对社会大众层而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谋划，以便更好地培养社会大众正确的历史意识，提升大众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能力，在当下己显非常重要。这实际上是要求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跨界进入大众史学领域，培养相关人才，参与大众历史知识的生产。

　　可以这样说，历史知识的社会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成文化的有序和健康发展，也可导致文化的混乱和机体病变。有鉴于此，史学界必须对大众参与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上的反思，遏制乱象，尽可能为它们营造一个开放的健康发展环境。2013年，上海地区有些高校己经成立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为大众史学学科建设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