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店随笔

　　文化路不算长也不开阔，路边是破旧的房子和长得歪歪斜斜的行道树。一条铁路上，南来北往的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尖利而悠长的鸣笛声里，文化路上的行人漫步行走着，有喝豆腐脑的、有喝胡辣汤的、有吃豆花泡馍的。文化路靠近铁路更靠近火车站。低矮的棚户区边，有着不少的流动摊贩，招呼着上下火车的旅客。

　　离开宝鸡十多年，我时常想，文化路的叫法是不是和几个旧书店有关系。后来再想，就觉得可笑。对于道路的命名都是管理者的喜好。在我家乡的小城，一条被命名为渤海路的街道，是那么窄小，傍边一条小溪流甚至臭水沟也没有。

　　那个旧书店是靠近马路的棚户房，比马路还要低上五六个台阶，光线不怎么好，阴雨天常常是要开灯的。但书多，文学类的书似乎更多。大概是八十年代的文学余热正在散去，各种版本的文学图书塞满了书店。佛洛姆的《爱与意志》《萨特研究》《红磨坊》，我的文学启蒙有些就是从那些书上萌发的。我第一次看到王永年译本的《博尔赫斯文集》就是在旧书店。完全崭新的书，被包装带结实地捆绑着放在书架最上面，个子不高的人事看不到的，好面子的人也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不好意思打开包装带。

　　书店的老板壮实，河南口音，每天坐在书堆里一边用火柴棒掏耳朵一边琢磨书的二次定价。他对文学艺术应该懂得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亨利・艾斯忘德的历史》等书定价竟然和初版时的价格差不多，两三块钱。而像《绝代双骄》《情断上海滩》等书籍定价高，翻了几倍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是中国文学的火热年代，也是人心最为荒芜的年代。文学启蒙旗帜飘扬，但下海经商，商潮涌动，不少的经典名著回归到了旧书店。我在文化路的旧书店买了一大批书。卡赞扎基的《自由与死亡》，张承志的《心灵史》，云南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80年代文学思潮丛书，四川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等等。虽然很多书至今已经找寻不见，但我记得清楚我在那里买过这些书，它强悍地占据了我的青春岁月，让我走火入魔，面容焦虑，大概是读的太多而且似懂非懂，我显得消化不良，也有些顽固不化。我对一些同学说起这些书，他们大都不感兴趣。但我每周周末都去那里，淘一上午的书，再去人民街吃一碗羊杂泡饼，觉得心情无比愉悦，生活美好极了。

　　我后来带着薛杨来过这里买书。薛杨喜欢看文学名著，他大睁着眼睛，兴奋地对我说，这些书这么便宜而且这么新啊，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当时兴奋的还有书店老板，那天外面下雨，书店老板在屋里和一个相好的女人谈话。从我们进门他就在里屋，一直到我们选完书交钱的时候，他才神采奕奕地出来收钱。后来，我在书店里多次见过那个女的，在屋里煮饭，有时候也抱着旧杂志看。但是后来我再去旧书店，那个女的不在了。店老板一个人沉闷地低着头用打码器给书打价，身边的一台录音机里播放着豫剧《辕门斩子》：今日里斩宗保娘把儿怪，坐帐前哭啼啼珠泪满腮。叫焦赞――

　　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薛杨偷了一本《论无边的先锋主义》，那是法国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的代表作。薛杨是把书塞在衣服里的，那时候，天刚立冬，他那天穿了一件夹克衫，他的两只手如无其事地插在衣兜里，事实上是抓紧着衣服里的藏书。薛杨大概偷过五六本书，每一次成功之后他显得很是愉悦。他对我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他真是有种孔乙己的精神遗传……大概他只是热衷于偷书，并没有认真读过，一些书就顺手给了我。薛杨大学毕业后先是做教师，后来辞职卖保健品，再后来合伙做健身房，后来听说开了一家夜总会，生意还不错。

　　我见过店老板惩罚偷书者，偷书者基本都是表情很无辜的青少年。他会用书狠狠地拍打头。打到偷书者哭出声音来，一遍一遍地道歉。我见过那样的场面，所以对薛杨的做法是既气愤又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