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盲爸爸随笔

　　前段时间趁午休的间隙，我打了个电话给爸爸。按平常，把“在外面要吃饱穿暖”之类的那一套话说完之后，应该就是要挂电话了。在要挂电话之前的那几秒沉默之后，爸爸竟意外地说：“新做的楼房快要封顶了。”

　　我察觉到他语气里似乎有某种落寞。

　　在我们老家，“封顶”的意思是房屋楼顶完全闭合，意味着一栋房子算是建成了。在封顶的那天，鞭炮礼花齐鸣，以示宣告庆祝，也是为了图吉祥求平安。这道手续是万不可少的，似乎不完成这道手续房子就是不合法的，即使它高大结实，也不被划入房子之列。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路看楼房封顶？”爸爸的语气欢快，想象得出他的嘴角是咧开了的。

　　“当然记得，热闹得很。”

　　“现在不是了，什么都只是意思一下，连抢糖都没人了……那个，你忙吧，我挂了。”我本来还想说点什么，被他这么一催，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得听话地乖乖挂掉电话。

　　午休完，下午接着上班，脑海里却不断地萦绕着记忆里爸爸主持封顶的画面。画面清晰而浓烈，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定能画出一副很好的油画，关于童年生活中一帧美妙的剪影：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汪岗镇石佛山村八组、我，还有和我作对手的那群孩子。

　　在“封顶”仪式鞭炮齐鸣万物欢腾的同时，有一道所有人都翘首相待的程序：作为“封顶”仪式的指挥者，也就是这栋楼的包工头――我爸爸，必然会在一片欢呼中出现在楼顶那片最浓烈的烟雾之中。他的怀里定然会抱着满满的芝麻烧饼、烟、以及各类糖果，在这个仪式上，没有哪个主人家会吝啬的。看到爸爸站上楼顶，底下的孩子就骚动起来了，一个个摩拳擦掌，伸开双臂，同时将身子低下来，随时准备着用力地冲向某个方向。而这时的我则端着一顶空草帽，安静地站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个位置是前一天爸爸告诉我的），怡然淡定地等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一阵由糖果、烧饼、香烟组成的暴风雨过后，混乱嘈杂的现场顿时安静下来，“封顶”仪式就算做完了。楼底下的小孩子队伍则表情不一，有喜笑颜开的，全身的荷包全部塞满了，还把衣服的前襟挽起来装了一满兜；也有默默抬头望着爸爸的方向的，似乎意犹未尽，抓在手里那仅有的几颗糖果也显得楚楚可怜，心想，要是再撒一次糖就好了，自己肯定能抓到很多。无论结果如何，都只能等到下次了。

　　这时，爸爸从楼上下来了，将房屋主人特地留下的那袋烧饼递给我，看着我手里端着的草帽里满满的糖果，爸爸总会拍拍我的头，“回去吧，跟你姐分一下”。若是周围有因没抢到糖气得快哭出来的小朋友，爸爸便从我的草帽里抓出一把糖递过去，也拍拍他的脑袋，“快回去吧。”

　　因为这事，同龄的孩子是嫉妒我的。

　　童年，除了“封顶”撒糖喜欢跟着爸爸之外，我还喜欢跟着爸爸一起去田里干农活，准确地说是去田野里玩耍。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夏天，新稻收割之后，爸爸站在铁耙上被牛拉着，围田一圈一圈地转。他拿着一根细竹条边走边吆喝，铁耙上要放一块较大的土块用来稳住。当时的田是水田，天上下着大雨，雨水顺着破草帽的边缘流下来，把爸爸的头发贴在额头上。我坐在一棵酸枣树下躲雨，天空电闪雷鸣，很多黑色的大蚂蚁爬到我身上，不时地用小钳子一样的尖嘴咬我一下，我也懒得用手把它们弄下来。身边的稻田里水声哗哗，爸爸似乎玩得很开心。我当时被这样的情景迷住了。这个场景直到如今都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来就觉得很温暖。我特意把我家多年前种过的一块水田的名字写进了小说里面（那块田是是爸爸抱着我去队上抓阄抓来的），妈妈看了小说，觉得很亲切，我也开心。我知道这些于小说来说，都是小技，但我愿意这么做。我希望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哪怕只是为一块没人会在意的水田命名这样的小事。

　　这段文字被姐姐转到朋友圈后，爸爸看到了，大吃一惊，问我怎么写这么土的东西，还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在打工。“那还不如回家跟我干”，爸爸说。我惊愕，不知该如何回答。妈妈在旁边插话，“他参加工作了，做事都是用电脑操作的。”“哦，那很轻松啊，天天就动动手指。你看，读点儿书还是有用的。”爸爸笑着说。

　　我举着手机，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妈妈又在电话里接话了，“你看你爸就是个文盲，他以为‘打工’就是跟他年轻那时一样，卖苦力。”“哎，你说你说，我文盲。”听得出来爸爸是把电话推给了妈妈。

　　在爸爸眼里，“能写会算”这两项技能就是区别文盲和非文盲的分界线，他自己只上过小学二年级，对自己几十年靠卖苦力生存没有任何不满，他觉得自己既不会写又不会算，这是应得的。在我和姐姐上初中和高中的阶段，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讲：“你们就是现在不读了，走上社会也吃不了亏，起码能写会算，别人骗不了你。”现在想想这样的话，也觉得特别可爱和美好，爸爸哪里知道，现在就是学校里一个普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就要硕士以上的学历，“能写会算”这样初级的标准在社会哪能轻易地生存的下去。

　　还有一件关于爸爸的趣事。

　　今年春节我和女友决定订婚，去女友家的前一晚，爸爸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又不是上山打老虎。爸爸笑笑说，还记得我第一次是怎么见你家爹（外公）家婆（外婆）的吗？“记得记得，这么英勇的壮举，陈庙河那边的人都记得死死的，哪个能忘记？”二姨笑着说。在我家等着明天喝酒的一众亲戚也全都笑开了花。

　　那是1986年的盛夏，刚满20岁的爸爸在武汉的工地当包工头，22岁的妈妈在爸爸管辖的工地上已经做了半年的饭。这时他们俩已经相爱了，但家里人还不知道，按老家风俗，爸爸必须托一位媒人上门提亲。于是，趁夏天短暂的假期，20岁的爸爸直接上了家爹家婆的门。

　　爸爸先不说他来干什么的，开口先问两位大人家里是否有待嫁的女儿，家婆说有。爸爸说他想给她女儿做个媒。依风俗，别人好意做媒，没正当理由是不能拒绝的。

　　家婆说，好，他长得怎么样？

　　跟我差不多高。爸爸答。

　　家婆说，他壮不壮？

　　跟我差不多壮。爸爸答。

　　……

　　当年底，爸爸妈妈到底是成亲了。但爸爸第一次上妈妈家为自己说媒这一段小插曲，却流传了出来，时不时被提起，特别是用来鼓舞那些第一次去见女方家长的小伙子，比如我。

　　妈妈是在1989年腊月二十那天过门的，从此两人过上了“菜炒在锅里去隔壁借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