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随笔

　　剧团到莫斯科演出“云门”。

　　演出前，我到剧场门口逛了一趟，看到一位俄罗斯男人。他穿着浅棕色西装，蓝领带，细边眼镜，双手拉开一张纸，翻译告诉我，上面写的是：“请给我钱，让我看云门。”

　　苏联时代，政府让全民可以免费或用很低廉票价看到世界一流的芭蕾、交响乐的演出。经济开放后，物价飞涨，贫富悬殊，公教人员薪资没有合理的调整，中学教员月薪只有一两万卢布，“流浪”的门票最低500卢布，最高2000，伦敦来的男性“天鹅湖”，门票卖到3000卢布。旧时代培植出来的有艺术教养的知识分子，如今买不起门票。翻译说，在戏院门口乞钱买票的人愈来愈多。

　　看过要钱买面包的乞丐，看过欧美大城戏院前，拿着“如果你多一张票，请卖我”小牌子的人，从未见过乞钱买票的例子。

　　那位先生，没有讨好的笑容，没有不安，只是安静地拿着纸张，站在杨花纷飞，人来人往的戏院前。

　　我感到一种震撼。

　　我们的制作经理李查告诉我，有一年他随团队到了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戏院大堂整排整排的落地长镜。李查为华丽的装饰吃惊。戏院管理人员告诉他，镜子有实际功能：让观众整装。

　　大部分居民是工人，看戏的日子，带着礼服上班，穿着工厂制服到剧场，先进厕所换衣服，在大堂镜前整装，才端庄就座。

　　近几年，随着经济景况的改变，台北计程车司机加添不少知识分子。或经商失败，或被迫提前优退，或公司裁并被解雇，或者不愿去大陆，改行开车。他们穿着洁净，有的西装领带，有的听古典音乐，有的一口流利英语。说起自己的遭遇，他们极端平静，没有自怜，好像说别人的事。我遇到更多基层出身的司机，把车子打点得干干净净，还插了香水百合，待客斯文有礼。

　　“流浪”第二场开演前，我想起杨花中那位渴望精神粮食，庄严乞票的先生，想起台北的朋友，想起尊严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