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粮票”的故事

　　我与“粮票”的故事

　　我与“粮票”结缘，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但对“粮票”的最早印象始于童年。

　　回想当年，“粮票”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免费餐券”，它是持有“粮食供应证”（俗称“粮本”）的城镇人口才有的。城镇人口拿到“粮本”有两种途径，一是按照登记的人口定量去国营粮店平价买回粮食，另一种选择是兑换成“粮票”拿到国营餐馆就餐。“粮票”分“全國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拿着“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到国内任意一家国营粮店购买平价粮食。在我的少年时代，大人们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一家人还是填不饱肚子，父母非常羡慕在城里吃“公家粮”的亲戚，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吃上“公家粮”。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县里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兴奋不已：凡是被县一中录取的“优等生”，户口及粮食关系可以转到县城。但通知书后面附带一个“条件”，每个学生家庭必须向县粮站上交八百斤小麦，粮站方能与学生建立“商品粮”供应关系。可当时正是家中严重缺粮之时，父母、姐姐、嫂子四个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出满勤，全家九口人方能分到两千八百多斤带皮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是玉米、蚕豆等五谷杂粮，主粮小麦还不到一千斤，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父母非常果断，宁愿全家人吃糠咽菜，也不让我错过进城求学的机会。

　　记得去县城粮站交粮的那天，在队里当干部的父亲破例借来一辆大木轮的牛板车，找来五个麻袋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盛小麦的盏子（盛粮的隔板仓）舀了个底朝天，大清早父子俩啃了块豆面饼喝了碗玉米糊就匆匆忙忙出发了。去往县城的路况极差，八九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前三公里是泥土路，说是“路”，实际上是多年来牛板车在盐碱沼泽中碾轧自然形成的两道深深的车辙。行至名为“贺家板地”的一处灌溉水沟时，由于早前的小桥垮塌失修，别无他路，父亲只好卸下几袋粮食，赶着牛车从沟里硬闯，结果车子还是陷到沟底的泥潭里，我和父亲挽着裤腿下到泥沟里又抬车又拽牛，幸有过路熟人帮忙方脱离泥沼。

　　到达粮站后，排队过筛、过秤、入仓、开票又等了三个多小时。出了粮站大门，我俩已经饿得饥肠辘辘，路过县城西街口时，县城里仅有的一家“国营临泽饭店”正在营业，父亲从交粮款中抽出两元让我买点吃的，走进餐馆一打听，小黑板上写有三种食品：“馒头每个二两粮票外加五分钱，包子每个一两粮票外加一角五分钱，猪肉臊子面每碗二两粮票外加三角钱”，闻着服务员端到食客面前的一盘盘“美食”，馋得我口水直流，可当我好不容易挤到收银窗口时，卖票的胖姑娘冷漠地告诉我：“对不起，没有‘粮票不卖饭！”没办法，我们只得饿着肚子继续赶路，两个多小时的返程途中，父子俩坐在牛板车上默默无语，我暗下决心，等我拿到粮本，领到“粮票”，一定先保证父亲进城时有饭吃。

　　1978年冬天，我应征入伍，在离家的前几天，我特地赶到县城，凭着一纸入伍通知书，把父亲几年来一直不愿接手的“甘肃省地方粮票”统统兑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交到父亲手里。但父亲最终也没舍得把这些“粮票”兑换成粮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乡很快推行土地“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粮食产量连年大幅提高，市场上粮食敞开供应，“粮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若干种有价票证中的最后一员退出历史舞台，当年交给父亲的“粮票”最终又返还到我的手里，变成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