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选院士”获誉“改革先锋”

　　“落选院士”获誉“改革先锋”

　　2018年12月18日上午，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有一百位杰出贡献人员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其中有两个名字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他们是科技界的两位热点人物。官方的“颁奖词”如此表述：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袁隆平；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屠呦呦。清醒的人们应该记得，这二位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的科学家曾多次落选中科院院士。

　　袁隆平研究员可谓是国宝级人物。他研究的杂交水稻等稻种，解决了全世界20%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米饭都浸润着袁老的心血与汗水。为此，美国科学院吸纳他为外籍院士。这位“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也曾荣获过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

　　屠呦呦研究员是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她因为发现青蒿素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國本土科学家，2017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她和她的团队研究出的新型抗疟疾的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性命，而《纽约时报》曾不惜版面发表长篇论文强力推介。

　　显然，这两位杰出科学家斩获的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摘取的荣誉不可谓不显赫。可为什么在进入中科院院士的崎岖之途中屡屡受阻而终致被拒之门外？难道诺奖评委们的脑子进水，老眼昏花？难道美国科学院是一个廉价的头衔批发商？亦或是对中国科技人员敞开大门的慈善机构？作为门外汉圈外人，我想诺奖也好，外籍院士也罢，虽不能作为判别“荣膺者”成就的唯一标准，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作为自然科学，其本身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和民族烙印，其研究成果能获得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可，难度可想而知，非货真价实、出类拔萃而不可得矣。

　　既然如此，为何他们遭致“院士落选”的“礼遇”？据说是所谓硬件条件不足，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什么的。此例一度被媒体反讽，称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有识之士曾把问题的症结归于“院士评审体制和机制”。此论当然不错，但这还不够，深层的“病灶”是评审生态的日益恶化。现实中，院士耀眼的光环和显性、隐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导致参评单位和人员重金投入，走关系、拉选票。媒体曾经报道，2013年，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落马后在法庭上供认，自己曾为了参评院士、打点评委而筹钱两千三百万元办事。媒体也曾披露，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也要花一千多万元才能角逐到手。评审院士与职称的套路可见一斑，思之忖之顿感背凉心寒！

　　事实上，学术职称评定、头衔授予之滥，已经到了令人不齿的程度。学术尺度宽严不确，人情高于标准，水分越来越大，门槛日渐低矮，这些已成公开的秘密。有的系列的参评者，初始学历就是个初、高中毕业，且工作业绩平平，却也捞到正高专业技术职务（当然自学成才者除外），这在我身边不是个例。而真正具备条件、在自己领域取得突出成果甚至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员，专业职务、荣誉头衔却很难得到与之匹配的认定。无解的例子就是袁隆平、屠呦呦。他们一个解决了“天大”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吃的问题，一个解决了“摇摆不定”的问题（疟疾俗称“打摆子”）——温饱之后的健康问题。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种共同面对的两大问题。我弄不明白，他们的贡献就真不受中科院院士评委们待见？真不值得“院士”之誉的眷顾？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不然，民意、舆论对比不会沸沸扬扬一边倒，诟病至今。

　　值得欣喜和令人振奋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把“改革先锋”称号授予了袁隆平、屠呦呦，这是一个赫然耀目的风向标。我泱泱大国十三亿人民，波澜壮阔四十年，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杰出贡献者何止千万？而这次荣获表彰的仅仅一百名。其标准之高、规格之巨、遴选之严、荣誉之盛，不言自明。二位作为科技界代表荣登金榜，实至名归。这既是崇高的荣誉，更是最权威的奖赏与肯定。

　　获此殊荣，我以为“院士落选”应该亦无怨悔亦无憾，仅此“改革先锋”之誉，此生甚足矣，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