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童年是在他的故乡绍兴度过的。虽说身处于深宅大院，未能像乡下孩子一样与大自然有着充分的接触，但仅仅一个"百草园"就足够让他回味一生了。儿童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周作人来说更是如此。"百草园"里的木莲藤、何首乌、覆盆子、蟋蟀、油唧蛉……，给他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是他幼稚的眼睛发现的大自然最初的美。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这是大千世界赋予他的自然状态的美，是一种生气贯注的和谐之美[1].开始读书的周作人对于天天必读的圣经贤传完全不感兴趣，却独独喜欢诸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动植物考释类的书籍。这早年对大自然的记忆，勾起了周作人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对周作人自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这最初的自然兴趣后来经周作人用习得的精神滋养加以贯注，又具有了愈加丰富、有力的精神内涵，最终形成了其深邃而独特的自然观。
1 以科学为根基的理性观照
作为一个从传统中走出的文人，周作人对大自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然而不同于传统文人沉醉于大自然声色之美的感性审美，周作人的自然观中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科学理性。这当然与其理智冷静的性格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曾满怀崇敬地提及过多位西方自然科学家，并且不遗余力地介绍他们的观念，翻译他们的作品。他非常喜欢英国生物学家汤姆生，更是直言十分佩服法国自然科学家法布尔，将之称为"科学的诗人",并且表示"读了他的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爱之意了"[2].此外如英国的怀德、大威尔士等都是周作人非常欣赏的学者。
周作人欣赏的正是他们观照自然的科学态度，以及能够将诗意与科学自然融汇的洞达精神。这以科学为根基的自然观念成了他此后抨击封建迂腐荒谬的自然观的一把利器。当周作人用科学的自然观反观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时，便深感科学精神之匮乏。他看到我们的古书中"自周朝以至清末，前后二千年间，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的，记着好许多怪话，如雀入大水为蛤，腐草化为萤，蚯蚓与阜螽为偶等，又如羔羊跪乳，乌反哺，枭食母等，皆是",[3]指出第一类还只是奇怪、荒谬，而第二类则是假借名教，将自然伦理化，其社会危害性尤大。他常常感叹中国自然科学之不发达，认为"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4].不发达的原因首先是学者们多关注于人事，对于自然少有关心，其次是即使有关心者也多将其与人事牵连，或者拘泥于故人章句，缺乏实证精神，盲目听信他人，以致常常以讹传讹。周作人提及此曾不无愤怒地说： "中国学者如此格物，何能致知，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盖自有其所以然也。"[5]
有了这痛心疾首的认识之后，周作人并没有止步，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促使他必须身体力行，唤醒民众，摒弃愚昧，接纳科学。于是他开始以自己的文章替猫头鹰申冤，为蜘蛛叫屈，给萤火虫正名，为癞蛤蟆抱不平，写蚂蚁之生活，讲蚯蚓之益处……直至1957 年年逾七十的周作人仍在写《乌鸦与鹦鹉》，以纠正古人自然之伦理化的谬误，1958 年除四害之时，还在谆谆告诫大家蝙蝠和猫头鹰为益鸟，应破除迷信，不要加以迫害。可以说，正是这关照自然物事的理性精神，这理性精神背后的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构成了其科学小品意义之内核。
2 以平等、自由为内核的生命观念
在周作人的眼中，平等与自由不仅仅是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同样应当适用在人与自然之间。
这便是人对自然万物之尊重，尊重一草一木、一鸟一鱼的生命权利和生长空间，使自然万物按照其本有之规律自由地生长，不要加以人为的束缚或改变。所以周作人虽然对于自然生命颇有兴趣，但特别不喜欢豢养动物。他说自己"有点相信&＃39;鸟身自为主&＃39;的迂论，觉得把它们活物拿来做囚徒当奚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6]
他认为一切飞禽走兽鸣虫，如果不是出于实用考虑，都应该放到大自然中去欣赏，关在笼子里或豢养在园子中都是对生命的束缚和伤害。即使是植物"也不必一定种在自己的家里，关起门来独赏，让它们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墙之内也并不妨，只要我偶然经过时能够看见两三眼，也就觉得欣然，很是满足的了。"[7]他曾写文章抨击养金鱼、养鹦鹉、养猫狗，甚至恨屋及乌，对这些习惯于被豢养从而失去了自然之气的动物也产生了厌恶之情。相反，凡是自由自在地生长于大自然之中的生命都是美的，哪怕是麻雀那唧唧足足不成腔调的叫声，也能带来一丝春天的气息，"比笼养着名贵的鸣禽听了更有意思".[8]
也即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自然生命就应该生长在大自然的背景之中，就应该具有自然之生气、自然之野气，任何人为的改变都是弄巧成拙，不仅不能产生美，反而会造成自然生命的扭曲和畸形。在动物界中，周作人顶不喜欢的一种就是金鱼。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由野生鱼类经人工培育而来的变异鱼种，不仅从外形上丧失了天然之态，而且只能生活在"富贵人家的绣房，浸在五彩的磁缸中，或是玻璃的圆球里",[9]完全没有了自然之生气。对动物如此，对植物也是一样。即使是因品性之高洁淡雅而自古深受国人喜爱的梅兰竹菊，如若失却了自然之性，也同样不受周作人的喜欢。譬如，他就对后世经人工改造的兰花和菊花品种表达过不喜之情，说"兰菊到了后世，像养金鱼一样，竞尚变种，我觉得有点无聊。"[10]他相信孔子当年所喜欢的兰花一定是野生的春兰，决不是什么梅瓣荷瓣，陶渊明深爱的菊花也一定是野生的黄菊而已。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给每个生命以平等自由的生长空间，让一切都顺遂自然，以自己本原的面目昭示出生命之美，这是周作人自然观中的又一重要蕴涵。
3 以自然映照人事的人文精神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这一观念一旦应用于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便显现出了极大的批判力量，彰显出了一种新的生命价值。周作人常常以此为依据揭露人类社会与之相悖之处，以求人性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合理演进。他首先以自然界生物自然演进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为标准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命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 biology,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11]
他认为人类的生存道德即是由生物求生的自然本性进化而来的，只是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不会顾及别个生物的存在，而人在自我求生的同时则能够顾及到别个的存在，这就是道德意识的生长。正如清人焦循所说，"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周作人觉得这段话最能体现道德的自然化特征，很好地说明了人类道德即是动物自然本性的"崇高的生长",正如荷花之出淤泥而不染。[12]
既然人类道德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所以人类当然不能抛弃之，而复归于禽道，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人类也不可在"道德"之路上走得"过高过远",以致违背生命自然之道。这一生命道德观念确立后，周作人便不断地拿它来映照人事，揭露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丑恶与劣行。可以说，成了周作人评判人类行为的重要依据和标准。
在周作人看来，人类历史上所有假借道德之名而做出的扼杀自然人性或为一己私欲而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的行为，都是悖谬于以"顺应自然"为前提的人类生存道德的丑恶行径。诸如宗教战争、文字狱、三纲主义、卖淫制度等皆是。关于如何合理地生存，人在很多情况下要求教于动物。
"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而人因为有了理智，便想对自身的动物性加以节制，于是就产生了文明，但这"文明"一旦失去了"尊重自然人性"这一基本的前提，便往往沦为虚伪的掩饰，就会产生"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的事，而"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13]动物依自己的本性去生活，饥餐渴饮，弱肉强食，虽少了一些文明的色彩，但相较于人类"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14]之行为，实在人类应感到惭愧。除此之外，在人类发展史上，复归禽道，以致堕于禽道之下的行为也不是没有。1950年，周作人在《狼的声名》一文中便犀利地指出，狼虽吃同类，但不会自己去屠杀，而纵观人类历史，则多有杀人吃人之事。人类当然应该发展文明，但这文明必须合于人情物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自然，从自然的演化中认识人的本性，从而尊重本性的自然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作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青少年要多关注草木虫鱼，认为"读一本《昆虫记》，胜过一堆圣经贤传远矣".[14]
4 以顺遂自然为旨归的人生态度
"顺遂自然"在周作人那里不仅仅是一种生命道德观念，而且已经内化为了一种人生态度。
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的人生态度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启蒙救国梦的幻灭，让他一下子从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开路者，变为了徘徊于十字街头的迷路人。深深的失落感和对前路的迷惘，让他陷入了对人生沉重的思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感到了知识分子力量之微弱，感受到了"教训之无用".这一痛苦的认识让他焦灼、不安。他必须给自己的灵魂重新找到一个归宿。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挣扎之后，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就是人类的生活也应当"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其严肃".[15]
他说人生就像一辆敞篷车，"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 有人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 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 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16]也即是说，就像大自然的演进一样，人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既有快乐，也有悲苦，而人应该顺应这一过程，不必过于耽溺，不必固执一端，而是应该以过客的心态在这旅程中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即可。这一顺遂自然的人生观念就像一帖抚慰剂，使周作人从迷惘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帮助他从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前哨，安然地退回到了一方安宁的"自己的园地".不过，为了让这一结论更加站得住脚，他还必须为它寻找外在的理论支撑。
此时，他想到了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对于历史、人生蔼氏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言论---"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地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地想攫取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15]这段话让周作人欣喜不已，让他对历史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历史的演变本就如日出日落一样，都是自然的安排，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是多余的，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自己以往"热心地想攫取未来"的做法显得那么幼稚，甚至愚蠢。而明智的选择应该是闲静地站在一旁，默默地欣赏这个过程，顺应这个过程，享受这个过程，这才是"生活之艺术".
这一顺遂自然的人生态度，让周作人从热烈的追求中冷静下来，让他与现实社会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得以站在高远处去欣赏、评判，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践行人生的价值，成了他构建其整个自然观大厦的内在支撑和理论依据。
从爱自然，欣赏"自然",到归于"自然",周作人以诗意为出发点，以其独具的科学理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为依托，将科学、平等、自由等要素熔铸其中，最终构建起了其含蕴丰富的自然观。就其个人来说，这一自然观不仅成了他安顿不安灵魂的一个温馨的居所，而且成了他借以映照人事的一面镜子。对这一自然观的践行，成就了他"在平和中显出尖锐"的关照现实的另一种方式；就这一自然观本身来说，在当时乃至现在无疑都彰显出了极大的启蒙意义和批判价值。
参考文献：
[1]钱理群。 周作人传[M].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13.
[2]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法布耳昆虫记[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周作人。 立春以前・博物[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周作人。 风雨谈・记海错[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周作人。 苦茶随笔・猫头鹰[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