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阿米蒂奇与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论文

　　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更新的步伐。在现实政治环境、学科内部发展以及学科交叉作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许多“转向”应运而生，它们不只停留于口号，而发生在历史学各分支领域实践中，带动一批新研究的出现，使史学变得更为多元和丰富。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和“语言转向”( the linguisticturn)堪称其中最具影响、最被热议者。①而就在最近20年，一股“全球史”的浪潮又在哨然掀起，它试图打破以往史学中民族国家和特定地域的叙述界限，在空间上重新塑造历史学的眼光，其影响之大，亦有形成“转向”之势。

　　当然，近几十年来的“转向”多以“非替代性”为特点，着眼于对既往研究的整合与重构，并不会让历史学一夜变天、重起炉灶。但是“转向”之所以能成为“转向”，也在于它大体上会在历史学各个分支领域(或称“次领域”)内同时发生，而形成集合态势;若只是限于某个次领域内的新观点，尚不足以成为“转向”。②思想史作为历史学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次领域，③也深受以往各“转向”影响，而在史学的“语言转向”中则是最早投入的生力军。④ 近年来，欧美一些思想史家也在从事语汇、观念、文本、思潮等跨国家、跨地区流动甚至是“全球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响应“全球转向”。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学者能像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一样提出鲜明的思想史“国际转向”( the international turn)的主张，对这种趋势本一阿米蒂奇其人与“国际转向”的提出。

　　大卫・阿米蒂奇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伊德・布兰克费恩(Lloyd C. Blankfein)讲座教授。他出生在英国，1992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米蒂奇勤于笔耕，著述丰赡，他己出版的著作包括《‘英帝国”的观念溯源》等五种，③目前正在撰写《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Civil Thar : A History in Ideas)。而他主编的各类著作则有11种之多。④此外，他还是诸种系列丛书的主编与编辑，其中就包括由他在剑桥的老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创立、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思想史研究丛书“语境中的思想”。

　　阿米蒂奇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以南的斯托克波特镇。他的父亲是英国海军工程师，常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服役，童年与父亲的交谈激起了他对大西洋和太平洋历史的浓厚兴趣，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但他并非一开始就研究思想史或国际史。阿米蒂奇刚进剑桥时，学习的专业是英语文学，直到博士阶段，在研究弥尔顿《夫乐园》时才开始对思想史产生兴趣，而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两年，在埃略特(J. H. Elliott)教授引导下，选择近代早期英国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向。幸运的是，他得到斯金纳的帮助，回到剑桥后转到历史系，并最终完成一篇有关‘筷帝国”思想的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后，阿米蒂奇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十余年(1993-2004)，在此期间他继续英国思想史研究。按其所述，当时北美的“英国史学”正面临着危机和转向，学者大多不满足于在既有论题中固二为什么思想史研究需要“国际转向”? 如果我们追溯‘嗯想史”这种史学叙述的产生过程，那么在一开始“国家”并不成为问题。在16,17世纪，欧洲较早一批叙述“历史上的思想”的学者，都基于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其自觉问题也是普世的。①在早期，这一眼光可能是一种延续己久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所致。而到了18,19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后的几代学者有意识地以超越国家和民族框架的方式对观念进行思考，他们论述的前提，往往就是观念乃人所共通，不分种族、阶层、性别、年龄等。这种普世的取向被阿米蒂奇称作是“非国家的”但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尤其在所谓“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中间，由于政治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族化的思想史书写相当常见。如果仅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思想史，那么对后者的普世性并不会构成太大挑战。

　　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非西方”的学者仍然需要使用西方概念(比如各种“主义”)来对本土思想进行描述。这种“本地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张力，既一方面要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中对本地思想进行定位，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强调本地思想的特殊性。 “本地的”思想史反过来又会强化民族国家的界限，当学者们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思想历史谱系后，它很容易固化，形成斯金纳所说的一套“神话”( mythology)，仿佛这些观念本来就如此存在。③这样，非西方的思想史在将西方概念普遍化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营造着“特殊”的普遍概念，扩充原概念的内涵，甚至使后者看起来像是“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概念，加剧了思想史的地区割裂性和碎片化。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人文主义”( humanism)概念为例，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区的传播，使学者们(西方和非西方的)都倾向于以其为工具研究各民族思想，比如论述中国传统或儒家的人文主义在20世纪大行其道。现有思想史辞典在解释“人文主义”时，往往需要把世界各文明、各地区的“人文主义”都包容进来，而各种“人文主义”之间又颇有差异，形成碎片化的景况。④“碎片化”和“多元化”不同，前者是“固化”的产物，它强行用“人文主义”之类西方概念描述各地本土思想，不但会频繁衍生出新的概念内涵，还可能抹煞本土思想原有的丰富性和活力。⑤

　　其实，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思想史，其方法本身并无谬误。特定民族国家往往与特定语言相关，尤其对于那些由长期延续、稳定发展的文明转型而来的民族国家(如中国)而言，语言及其产生的一整套文化，正是思想产生和演变的土壤，也是其独特性的来源“后殖民”思想家法侬(Fra-ntz Fanon)的著名说法是:“说一种语言，就是在承担一个世界，一种文化。”⑥从整体来看，这都可以都归结为思想产生的“语境”。按照凯利(Donald Kelley)的研究，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着“内在理路”和“外部环三阿米蒂奇的“国际转向”与‘全球思想史”之前景作为斯金纳的学生和“语境中的思想”丛书主编，阿米蒂奇对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取向非常熟悉。而且，作为“国际转向”的倡导者，他主张一种更为灵活、更为宽泛的“语境”理解。

　　在回应葛兆光时，阿米蒂奇提出，‘政治语境”和“语言语境”固然重要，但它们并不是全部，“语境”既不能等同于“当时代的政治文化”，也不能完全由语言所决定“语境”可以是文化的、宗教的、制度的、经济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一定是语言的或者概念的，也可以是物理的或者空间的。也就是说‘语境”可以超出国族边界、语言边界，甚至它会处在不断流动变化中。①如何理解这点?慕唯仁(Viren Murthy)在评论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也很关键的问题:“为何有些观念(比如革命、民族自决等)会在特定时间里，特别容易成为全球性的观念?”②这个问题是单纯的“民族政治语境”和“语言语境”所无法解决的。尤其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跨国家、跨语言的全球“语境”和“在地”语境一样重要。阿米蒂奇研究触立宣言》文本在全球的传播，即能最清楚地表明，民族革命、民族自决的观念是如何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蔓延全球，尤其是蔓延至“非西方”世界，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语境”，使之同样表达出自己的“独立宣言”。其实，无论是“语境”取向还是“空间转向”，都可以被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借助，来反对国族主义历史书写的“固化”模式。要冲破这一“固化”牢笼，最基本的态度是对思想流动性和对话性的充分强调。按阿米蒂奇的想法，英国的自由主义和印度的自由主义当然有差别，各自有其成长的“生态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会分化成两个概念，事实七“它们的立论并不忽视彼此，而是经由对话，考量当地接受条件、流通性以及论点的交互影响”。③所以，正确的态度不是急于塑造出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发展谱系(英国的/印度的)，而是具体分析它们相互对话、接受、彼此影响的特殊“语境”。只有这样，它们才不会被人为的国族界限所割裂“自由主义”概念也能得以包容更多地区经验，在更宽广的思想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普世取向是思想史的内在要求之一，但经历了20世纪民族国家诞生浪潮后，启蒙时代的那种简单的“非国家的”思想史己经很难再成立。在阿米蒂奇看来，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整合跨国经验的“超国家的”( supra - national)思想史。④提出口号固然容易，在今天的情况下，要整合跨国经验、甚至全球经验的思想史，该如何使用我们己经习以为常的那些基础观念?毫无疑问，在经历了这一波“在地”思想研究的热潮后，启蒙时代的西方思想家们勾划出的诸如自由、民主、人道之类的宏大观念，尽管其词汇形式没有变，但内涵己大不相同。在近几十年来的后殖民批判浪潮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己成为思想界的“政治正确”，这些宏大观念背后附带的权力运作，或者说“霸权”( hegemony)，己被充分曝露。学者甚至试图将生发了“现代性”的欧洲经验描述为一种“地方经验”，以此来实现对“中心”的消解。⑤但消解之后，“无中心”或者“多中心”的状况，无疑使得“国际的”或是“全球的”思想史又面临着同一性的困难。

　　然而，无论是阿米蒂奇还是他的评论者，都极为看重以后殖民理论和“空间转向”为代表的取向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如果不是它们带来的对启蒙以来普世观念的反思和对观念“在地”情景的充分考量，那么不同地区间的思想裂痕将越来越大，要寻求新的“超国家的”观念就无从谈起。所以，要真正实现一种“全球思想史”，并不只是研究“国际”或者“跨国”思想史即可，它需要基于全球经验的观念基础。与整体的全球史研究一样，在当前，‘全球思想史’只能更多地体现为愿景和方向，各国史学界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都未实现意见统一，④若强而为之，则只是空头大名，内里还是散落的地方或局部经验的拼合。比如弗雷德里克・库柏(Frederick Cooper)就提出，即使是目前出现的跨语言・跨地区思想联系的研究，也只能称之为“互相联系的历史”( interconnected history)，还不能构成“全球”。

　　为什么说目前思想史研究所能提供的观念基础还不够宽广?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时间上看，由于对观念跨国、跨地区流动的强调，现有的“国际”思想史更多关注的是此类流动较为频繁的近几个世纪，然而，对于各文明相对独立发展的较早时间段，仍然需要有能真正突破各自文明“语境”的“中心重定”。第二，从空间角度春“全球史”或者“全球思想史”关注的空间范围，应该包括整个地球，不仅是那些己经发展出高度现代文明的国家，也应包含那些尚未接受现代文明，甚至是还处于相对原始状态的地区。⑥“全球”对思想史的空间视野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要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思想史学科外的，诸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帮助。

　　但无论如何，对大部分学者来说，民族国家还是现实的生存境遇。可以想见，除非在“帝国一民族国家”后，人类的组织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否则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仍将长期存在。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期待，经过这一轮的“国际”和“全球”转向之后，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书写，将具有新的、更为宽广的眼光，而千百年来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一些思想观念，也会被重新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