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江南东道地区的人口研究论文

　　本文所称的“江南东道”，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省南部、浙江、福建两省全境。唐代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以州辖县，州长官直接受命于中央。“道”只是监察区域，并非是唐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但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全国被分为十五道，江南道析为江南东、江南西及黔中三道。本文的“江南东道”辖境十分辽阔，其前身是唐初十道之一江南道的一部分，开元二十一年将江南道析为江南东道、西道、黔中道，江南东道辖润、常、苏、湖、杭、睦、越、明、、处、婺、温、台、歙、福、建、泉、汀、漳19州。

　　一、唐前期(安史之乱前)人口的分布概况

　　唐前期该区域人口的分布是很不平均的，从《旧唐书》(中华书局)，卷四十，<地理三>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至二六，<浙江东道>、<浙江西道>、<福建道>所列可知：在贞观十三年时，江南东道地区中杭、润、常、湖、婺五州每公里人口数超过10人，其他州，人口密度最低的为建州，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仅为0.68，除此之外，台、处、苏三州人口密度也不高，分别为每平方公里2.92、3.43、3.94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唐初，位于太湖流域的几州，人口明显较多，密度高，例外的是苏州，尽管位于富庶的太湖流域，人口密度仍然很低，这与沿海与山区地区开发程度低是有关的，这从台、处、建三州的人口密度之低就可知，故说江南东道地区人口分布是不平均的，差异还较大。

　　天宝十二载时，人口分布发生变化，该区各州人口密度都大跨度的提高，每平方公里人口数超过50人的有六州，分别为润、常、湖、杭、婺、越州。其他几州(福建几州除外)，人口密度最低的为处州，人口密度为14.49。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州，贞观时苏州人口密度为3.94人，而在天宝时期则涨到45.80人，增长率高达1，062%，同时贞观时人口密度较低的台州、处州，在天宝十二载时，人口密度都上涨为40.23、14.49人，增长率为1，278%、314%，这么高的增长率都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了沿海地区的开发加速，也表明江南东道地区人口增长相当快，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变化，从人口聚集在太湖流域，也开始向沿海与山区迁移。综上所述，唐初期江南东道地区，太湖流域人口分布最密集，浙西诸州人口密度较浙东诸州高，而福建五州则发展较慢。但这里的福建五州发展较慢是相对的，因为从横向(福建各州)看来，今福建境内的五州成长似乎不是很惊人，但从纵向看(五州总和)，我们可以看到五州的成长并不比其它地区逊色。在唐初，今福建境内隋建安郡旧境，只有一个建州，旧属岭南道，户数只有15，336，其它四州(福、泉、漳、汀州)分别是在高宗武后玄宗时期先后设置的。开元时，五州的户数达108，991，与唐初的1万多相比，增长6倍多，因此唐时今福建境内五州户数的发展速度并不比江南东道其它州慢。

　　二、唐前期(安史之乱前)人口增长的原因

　　从上文可知，唐前期江南东道人口户数的增长是惊人的，而且也表明，唐前期较荒芜的沿海地区，人口开始聚集，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该区域户数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该区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早期江南东道经济并不发达，是个地广人稀、草莽丛生的地方。但经过六朝开发以后，江南经济开始迅速发展，高速发展的经济一方面吸引了大批的人来此定居，另一方面则降低了江南东道本地的人向外迁移。当然，北人南迁也是该区域人口增长的原因，但这个因素在唐前期占的分量还不是太重。

　　其次，唐朝一整套严密的籍帐制度为该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保证。由于以前江南地区户籍的管理没有北方严密，再加上江南地方大族隐瞒人口，所以直到隋代，该地区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户口不实”问题。唐贞观十四年推行户籍、计帐等一整套严密的籍帐制度，使得江南东道地区长期存在的“户口不实”问题得以扼制。

　　最后，安定的环境是江南东道地区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安定的环境与人口的增长二者是一致的。自秦汉以来，黄河流域一直是人口的“密集地”，但这一情况却在隋未唐初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一时期由于相当频繁地战乱，户口大减。根据《隋书.地理志》载，隋大业五年，关内道户数为895，605，但在贞观十三年户数却直接降为397，950;河南道大业五年户数为2，791，832，贞观十三年为310，434;河北道大业五年户数为2，143，174，贞观十三年为339，445，河东道大业五年户数为867，342，贞观十三年为264，182，可见这一地区在唐初户口大减，而且幅度相当大，这时候江南道的户数不减反增的情况就相当引人注目，隋大业五年，江南道户数为304，248，但在贞观十三年却为388，600，江南道户数的增长与这个地区相对安定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三、安史之乱后唐代江南东道地区人口的变化

　　天宝十四载，胡人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叛军一度攻陷洛阳、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后，北人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天宝时全国总户数为8973634，江南东道户数为1139108，江南东道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12.68%;而在元和年间全国户数急剧下降，仅为240万左右，本区的户数也跟着下降，但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则下降的幅度就小多了，在其它区户数下降严重的时候，本区的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比重却有了明显的上升――21.32%，更何况，元和的户数统计数据是来源于《元和郡县志》的官方在藉户，这与当时的实际人数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在唐前期就存在着大量的隐藏户数，而在安史乱后“天下残瘁，荡为浮人， 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可见在唐后期户口的隐漏现象更为严重，所以这里的户数是不包括地方州县控制大量的浮寄客户以及流向山林、寺院、地主田庄、城市的逃户。由此我们可知，在元和时期，江南东道地区的户数远远不此于50多万，是当时重要的人口聚集区。

　　江南东道地区在安史乱后成为重要人口聚集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在唐前期本区经济大幅度的发展，良好的经济基础为本区人口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北方陷于战乱之中，在淮河以南的活动相当有限， 更未进入江南;最后，北方的大量移民对本区人口的增长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安史乱后，黄河以北及淮河流域的人口流向长江以南，包括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全省的江南东南东道地区也是人口南迁的重要迁入区之一。叛军从北开始南下，使得“中原失守，族类逃难，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顾况说:“天宝末， 安禄山反， 天子去蜀， 多士奔吴为人海。”李白:“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 永嘉南迁， 未盛于此。”韩愈道:“当是时， 中国新去乱， 士多避处江淮间。”史载:“两京蹂于胡骑， 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湖州为“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梁肃：“当上元之际， 中夏多难， 衣冠南避，寓于兹土， 叁编户之一，由是人俗桀杂， 号为难治。”据上面的史料，我们可知江南东道地区确实是安史之乱期间北方移民最多的地方之一，虽然我们知道北方移民对本区人口的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如果把北人南迁视为该区人口降幅不大的唯一原因却是夸大其作用的，因为从本文的前部分就可知，在唐前期，江南东道地区就在全国的户数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因而安史乱后江南东南地区占全国户数比重的增长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北人南迁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唐代江南东南地区人口的增长促进了该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首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变动与经济的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作为生产力重要要素――人口的推动，人口的南迁与经济的南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其次，推进了江南东道地区文化的发展。人口的南迁不仅带动了经济重心的转移，也使得唐前期以洛阳、长安为首的文化中心也开始向江南地区转移。文化本来就很发达的两浙地区本文暂不提，转变最为突出的是偏远的闽中地区，唐代中叶，科举制已实行了近二百年， 闽人仅一人中举就可知闽中地区的文化水平。但在安史乱后，这一情况却发生了改变。安史之乱，北人大量南迁，尤其是北方士大夫、文人的南迁，让更多的闽人认识到了科举的重要性，自此福建的儒学文化也由此发达起来，这从《八闽通志 选举志》中所载唐五代时期， 福州进士及第36人， 泉州21人，漳州2人，汀州1人， 建州4人， 总计64人就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