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保护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作用论文

　　信赖保护原则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立法论价值、司法论价值、解释论价值。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立法论价值

　　正如诚实信用原则一样，信赖保护原则具有立法准则的功能。所谓立法准则是指立法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一项法律原则被证实以后，就要在立法中具体体现。离开了法律规则，抽象的法律原则势必成为空中楼阁;反之，法律规则也需要通过法律原则来统领，没有法律原则的贯穿，法律规则也会苍白无力，失去了灵魂。法律规范借助于法律思想、法律原则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即以法律思想、法律原则为立法准则。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对合理的信赖予以保护，它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部分。首先，信赖保护是民法总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一般以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而隐性存在，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诚实信用原则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也常常得到了运用。其次，它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物权、债及契约法中，在上述制度中都有体现，如法律行为的效力和解释、代理中的表见代理制度、取得时效及消灭时效制度、物权的公示和公信原则以及从缔约到契约解除的每一个环节;在侵权行为法中，也可以找到信赖保护的规定，如对欺诈行为所致损害的救济。第三，这一原则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存在于民法中，而且更为普遍地渗透到商法原则到具体单行法的各领域，商法中的交易安全保护原则、外观主义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商法中关于公司章程、对经理权力的限制、对董事权力的限制、对非营业主张的限制等均贯彻了“表见即事实”或者说“表见视同事实”等信赖保护原则。票据法更是以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为理论基础，采取严格的文义主义、表示主义来认定票据责任，使信赖保护原则有了制度保障。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论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运作，可以授权法官进行利益衡量，突破、软化法律的某些刚性规定，甚至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以司法手段推进立法的完善。

　　信赖保护原则可以授予法官衡平权利。衡平的主旨是指法官有权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避免因适用法律条款而使处罚过于严峻和公平地分配财产，或合理地确定当事人各自的责任。简言之，“衡平”就是指法院在解决争讼时，有一定的根据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裁决的权力。衡平原则表明，当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有时过严或不适合时，当某些具体问题过于复杂以至于立法机关不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结果作出详细规定时，法院运用公平正义的原则加以处理是必要的。

　　按照埃塞尔的观点，“一般法律思想”作为“原则”，其事实上本得独立于法律之外而有其效力。为了寻求正当的个案裁判，法官可以运用法律原则来解释规范、恰当适用规范甚至发现规范的不合体系性、不合目的性而适当突破之。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体现是表见理论和信赖表征制造者的信赖责任。学者认为，表见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优于法律事实，对表见效力的确认实际上阻止了法律的逻辑适用。

　　从大陆法系的司法实践来看，信赖保护原则成为软化、突破法律的某些刚性规定从而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的手段，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可以授权法官进行一些严格限制下的“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是成文法主义的，立法者充当了规则的制定者，法官则为司法者。严格规则主义的司法传统禁止法官进行超越法律的价值判断，立法留给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小。但近代这种传统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这首先来自于对立法者能够预设一切的能力的质疑。成文法的传统在约束司法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比如规则的一般公平与个案的具体正义之间的矛盾，法律非预见性的矛盾等。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发展的必然，其途径是通过基本原则的作用，进行利益衡量和漏洞填补，发现个别规则的不合体系性并予以解释突破或回避，甚至在法无明文规定时适用基本原则进行裁判。

　　大陆法系中“部分履行”原则对法定方式欠缺无效的“治愈及突破等做法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上述作用。按照许多大陆法系民法的规定，对于一定的法律行为应采取法定要式，如书面方式、公证方式等，欠缺法定要式的，行为无效。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行为的公示性、警示当事人以及保存证据等。但在行为不具有法定要式但当事人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多通过多种方式，如利用“禁止权利滥用”、“禁止矛盾行为”等原则，突破法定要式欠缺的瑕疵，保护信赖契约有效的当事人。就信赖之一方当事人而言，其值得保护的理由不仅在于主观的善意，更在于其基于信赖而对自己近况所为之改变，即处置行为，此种改变所达的程度，如德国实务上认为“危及生存”，理论上认为是“不可回复性”;就相对人而言，其对于信赖的产生必须是可归责的。当对履行有效的信赖保护超过了对法定形式欠缺无效的立法意图，以此，后者得以被突破。

　　类似的做法也存在于英美法系。在普通法的传统下，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关注个案的公平正义有时甚至超过抽象的公平。因此，普通法较大陆法更为灵活和弹性，法官在推演法律中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法是法官之法。从历史上看，普通法的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如法律规则的适用可能带来非正义的结果时，常常运用某些抽象的价值原则予以规避，或者软化、突破具体规则，并在反复的司法过程中发现规则的不合理性，推演出更为公平和符合法律精神的规则。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论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论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规则都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彼此可能产生矛盾，在规则的冲突调和中离不开法律原则。发现个别法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并得以概括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方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法律的体系化关系到法律整体功能的发挥，个别的规范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是否恰当，至关重要。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中，离不开解释。解释是发挥规范的体系功能的必要途径。只有依据一定的法律原则，才能避免规范适用过程的僵化。在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信赖保护原则对某些法律规范的刚性的弱化，因为，这也是原则对规范的合目的性的矫正，其中离不开解释。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解释论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对意思表示、契约条款的解释上。信赖是契约的基础，信赖保护是契约中的核心原则，从契约的缔约接洽、契约的履行、契约利益结构和违约规则的设计，都与信赖保护有关。在接洽阶段，“缔约上的过失”制度保护信赖利益的损害，使信赖契约成立、生效而受损的当事人回复到缔约之前的状态;契约成立后，“契约必须履行”，法律保护期待利益，当事人的信赖和期待在契约的名目下得以保护。契约应如何履行?一个看似合意的契约在发生实质分歧时应执行谁的意思，保护何种利益?契约的解释不仅涉及到契约应如何履行，也涉及违约的认定;这不仅关系到意思自治原则，也关系到信赖保护问题。为了确定当事人信赖的合理性问题，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契约条款进行解释是必要的。在意思表示和契约的解释中，私法自治和信赖保护成为一对相互制衡的价值，解释的过程即是二者考量平衡的过程。契约解释的规则是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衡量的结果，有探求当事人真意的解释规则，也有习惯解释、文意解释、按照正常的理性的人解释等规则。

　　信赖保护原则具有维护交易安全、简化复杂、提升效率、保障交易秩序等基本价值，亦具有立法论、司法论和解释论的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信赖保护具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性和保护的优先性。信赖保护原则有其适用的边界，边界超过即为僭越;同时，信赖保护原则亦受其他原则和价值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其他原则妥协。信赖保护是一种原则，原则总有例外。这种例外可能是因为优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原则出现，如当本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时，对信赖人的保护要让位于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正如拉伦茨所说，在民事法中“信赖责任”原则乃是并随私法自治原则(指在法律行为领域个人自我形成及自我拘束的原则)而出现者。在法律行为的交易中，无完全行为能力人保护的原则优先于信赖原则，于此对于他方当事人有行为能力一事的“善意信赖”不受保护。但无行为能力人使用诈术造成其有行为能力的表象时，则应保护信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