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一直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在传统体制下，国家通过财政拨款给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被称为“计划周期”。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投资仍是建设性投资的主体。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骤变，国家再次把增加国有投资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本文将重新审视投资、经济周期波动和体制变革三者的关联，探寻在市场化的今天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方向。
一、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
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我们用1998―200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经济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控制，我们只能比较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经济波动中国有和非国有投资的作用。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也有人认为是货币化收益的转折。在这之前，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9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需求过旺，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第一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98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200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滞后反应；到200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200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当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一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到200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低于国有投资。
从上述两次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9%的GDP增长率似乎成为了经济是否景气的判断值。这恰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相符合。据世界银行计算，1998―200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力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从增长指标看，9%是目前中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时常伴有巨大的制度变革发生。80年代的改革实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1999年以后，体制收缩，经济景气降至9%以下。2001年中国入世后，市场化改革加快，带来了经济景气预期的上升，经济增长再次达到和超过潜在生产能力。如果缺少制度变革，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的水平，可见，中国市场化的空间还很大，增长的潜力也很大。
在两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也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
二、体制性收缩
1、体制性收缩
政府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在体制上会采取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和举措，形成了体制性的收缩。虽然一些体制上的收缩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创新相配合，体制性收缩的负效应就显得格外突出。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直线推进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复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曲折和反复有时还相当明显，与此相应，体制上的收缩也相当普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的集中趋向。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变革之中，改革金融体制，逐步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金融改革也许是经济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放权让利使财政大大削弱以后，金融就成为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从根本上说，市场化和自由化可使私人部门登上金融活动的舞台，成为投资融资的主体，从而分散国家风险，有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化和自由化本身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国内金融风险的积累，使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对市场风险和失控的过份担心以及对行政控制的过份依恋，往往成为体制收缩和改革逆转的依据。
第二，部分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趋势。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就是不断打破国家垄断、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市场化和发展竞争的过程。改革成就的取得和增长奇迹的实现都与此密切相关。但打破垄断和放松管制不仅意味着政府从一些领域撤出，而且意味着行政直接控制的弱化，于是，在面临风险增大的情况下，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运用政府力量还是重建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就成为关键性的选择。由于长期受计划控制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相信政府甚于相信市场，然而，强化政府控制和垄断的结果，不仅会削弱市场的创新和活力，而且也使风险在国家身上重新聚集。
第三，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强化。改革以来，政企分离是讨论最多、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最近军队、政法部门与所办企业的脱钩就是突出一例，但总的来看仍然处于徘徊阶段。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逐步建立一套相互制衡和自我约束机制，再辅之以外部监督，才是根本出路。其实，行政控制不仅是一个无穷的系列，很难解决监督者的监督问题，而且再完善的行政规章都有漏洞，都会有人去钻空子。对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迷信，是建立在人人一心为公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人治模式，是与现代经济管理的性质相悖的。不走出这个误区，建立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纸上谈兵，宏观调节方式的转变是难以进行和完成的。
2、体制性收缩效应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启动经济、加快调整，以促进发展，又要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体制上的收缩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宏观效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制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乘数相对应的，是通过市场化程度及其效率并借助货币乘数和投资乘数实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乘数越大，市场也更有效率；反之，加强对资源的政府控制和国家垄断，就会侵害市场及其效率，降低乘数作用，产生体制性收缩效应。
三、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1、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原则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稳定政策，而非体制政策。在市场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只要不从根本上破坏体制一致性原则，宏观政策的效应就可以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得到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也会使体制的运作和效率得以恢复和增强。而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变革。
鉴于当前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预期，这与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的支出预期增大有关。因此，如果我们转换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2007年发行国债6850亿元，除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和还本付息外，都用于基础设施投资。2008年增发3165亿国债，如果把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除增加投资外，拿出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可能通过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这样既可以活跃经济，又可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由于过去该积累而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投资建设了新的国有企业，这部分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国债还本付息的最后保证。但如果在金融改革上推进一步，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新契机。
2、政策选择的发展一致性原则
宏观政策主要是一种短期政策，但对长期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已经完成，经济结构的同质基础已经奠定，因而，宏观政策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还很强大，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滞后，宏观政策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还要考虑长期发展，至少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同时要从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一致性原则，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国家，也是要素相对价格扭曲严重的国家。近30年来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劳动力充足的比较优势，发展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长期发展考虑，短期扩张政策不仅不能扭曲而且要有利于相对价格的合理调整。为此，推进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实行国家标准、政府扶持、民间经营将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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