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思想对我国道德建设的作用论文

　　摘要“：兼爱”思想是墨家的核心观点，它的提出是为维护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阶层的利益，与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儒家“仁爱”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在当代，宣传“兼爱”思想有利于解决当前的道德危机问题，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是我国进行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墨子；兼爱；仁爱;道德建设

　　墨家作为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不可忽略的思想学派，其主要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儒、墨、道对于“爱”这个话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而墨家的“兼爱”可谓是其中论述最深入、最系统的一家。“兼爱”思想在“尚贤“”尚同”“明鬼”等十项思想主张中占据最核心的地位，墨子试图通过“兼爱”来构建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

　　一、“兼爱”思想的提出

　　“兼爱”是墨家道德思想的核心观点，它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周朝初期统治阶级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自天子以下，层层分封，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政治结构。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人员，外人无法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中来。至春秋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使得宗法制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一方面，诸侯经过多年的积累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血缘无力再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固，诸侯国与周王室分庭抗礼，时有犯上作乱之行。旧的统治秩序面临崩溃，宗法政治关系濒临解体。战乱频发，且规模越来越大，小生产者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地位低微，更是处于艰难的困境。平民百姓没有庇护，过着食不果腹、寝不安席的生活。墨子观察社会现象，认为民不聊生、政治混乱的首要原因就是人们只知“自爱”而不知“兼爱”。因为天下之人都不相爱，所以才会发生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坑蒙拐骗的事，臣子犯上，诸侯窃国的起因也在于此。墨子找到社会弊病的源头之后，发现“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等等丑恶现象,都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的缘故。墨子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社会动乱的根源，将君臣、父子、诸大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归结为“不相爱”，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兼爱”。“兼爱”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爱人若爱己，二是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具体来说，就是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也就不会有不慈不孝、不忠不义的事情发生。

　　二、“兼爱”与“仁爱”的异同

　　在先秦诸多思想流派中,墨家能够独树一帜,成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两者基于“爱”建立起了各自的哲学体系，是有其共通之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各家学说争奇斗艳，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与道家的“无为不争”，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不同，儒家和墨家不约而同地将治理国家、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希望寄托在了“爱”上；在探寻人的本体依托和庇佑惩处方面又将人的道德理想与上天联系起来。“仁爱”与“兼爱”都是由“爱”而产生的美好品质。《论语里仁》中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忠恕贯穿了孔子的思想体系，而忠恕指的就是“仁”，所以说“仁”就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忠和恕分别是爱人的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仁”。孔子之后，孟子更是将政治与“仁”联系在了一起，把“仁”的道德本性贯彻到治国方略中，更好地实现仁之爱人的本质。墨子的《兼爱》三篇，希望君主以兼爱施政，民众以兼爱相处，构建一个没有战争和欺骗的太平盛世。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说“视人若己”，无论是“仁爱”还是“兼爱”，儒家和墨家都将爱作为为人处事的原则，试图通过将心比心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仁爱”和“兼爱”都将天作为佐证爱的依据，来证明爱的合理性、正当性。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和墨家将天视为宇宙间的最高存在和绝对权威。孔子认为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安排人的贵贱和寿命，人们无法反抗也不能洞察天机，只能敬畏上天，那么以“仁爱”为道德原则修身治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墨子一边断言天志，认为上天存在意识，会对人的行为进行奖惩，一边又倡导非命，认为人的命运与自身行为有关，顺命就会有回报，所以遵循“兼爱”也就是顺应天命的法则。爱和天彰显了儒家和墨家的理论特色，突出了两者的共通点，但作为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他们对于爱的理解上还有不同之处。首先，对推崇爱的初衷不同。孔子所说的“仁爱”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是一种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爱。儒家是为仁而仁，不含其他目的，只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是一种精神追求，具有道德完美主义者的倾向。墨子提倡“兼爱”则是出于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利己的物质欲望，而是一种大爱。墨子反对孔子将利和义完全对立起来的主张，在他看来，所谓仁义就是为公众谋取利益，只有首先维护了公利，人的私利才能得到实现，利人就是爱人的目的和内容。利义合一，就是将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平民百姓的利益。所以他推崇“兼爱”，在“兼相爱”的实施过程中，达到“交相利”，使人们利益均沾，社会和谐。其次，对推崇爱的对象不同。儒家强调“爱有等差”，当这种爱从道德观念转化为道德行为时，必须是尊卑有别的，这种爱是由己及人、层层推进的爱，最终会达到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状态。孔子所说的爱首先从家庭关系出发，在由近及远，将心比心达到最终爱他人、爱天下。墨子的“兼爱”要求“兼爱天下之人”，并且在施行爱时要“兼以易别”，这种爱从一开始就是无差别的爱。没有君臣、父子、贵贱的差异，即使是盗贼也都会被一视同仁地对待，达到这种境界就可以排除亲疏、尊卑之见，平等地兼爱世人。再次，对推崇爱的目的不同。孔子认为“仁爱”是追求道德完善的最高追求，仁不仅仅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还是辨明小人和君子的标准。仁爱之人要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将仁的道德理想传达给每个人。而墨子认为“兼爱”只是达到“交相利”的一种手段，“兼爱”不是无私的奉献，它的目的在于得到他人的爱，而为了得到别人的爱，首先就要去爱他人。所以“兼爱”也可以说是一种获利手段，它不会对人的本质造成影响，人们可以自愿选择为或不为，最终只会导致结果的不同，即“兼爱”他人会富贵饱暖，反之，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也可以说，“兼爱”是人与上天的交换，人们迫于上天的威力而不得不实行“兼爱”，正如墨子所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上天希望人们相爱相利，人民希望能得到美好的生活，所以顺从上天兼爱世人，会赐予人们美好的生活，而反抗上天就会遭到天的惩罚。最后，推崇爱的约束方式不同。孔子和墨子都从上天得到了爱的合理依托，但两者对于爱人的约束方式却各不相同。孔子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作为人的道德理想的“仁”也是人生来就有的，所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儒家认为仁是人先天具有的东西，所以“仁爱”会以自律准则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中，不需要外界的约束。墨子认为天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但他并不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天规定好的，人可以用强力来战胜天命，这在他的“非命”理论中也有所体现。“兼爱”只是上天想要人们去做的，而并不是人本身所愿意的，人们选择“兼爱”只是害怕上天的惩罚，或者说是讨好上天的一种手段。所以“兼爱”受到天的外在约束，而不是人的内在本能。这也就导致了儒家和墨家对于爱的贯彻方法的不同。儒家企图通过统治者的礼乐教化感染人民自觉推行“仁爱”，希望统治者首先施行仁政，以典范作用感化人民，所以“仁爱”始终属于道德范畴，不具有法律效力。墨子的“兼爱”更像是一种法律条文：这是上天的命令，如果不去做就会遭到惩罚，所以只要统治者提倡，老百姓一定也会愿意。

　　三、“兼爱”思想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的“民本”观念，并不是真的将人民利益作为社会根基，而是将人民当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与儒家相比，墨家更注重维护人民的个人利益，也注重保护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诉求。“仁爱”思想要求人民自愿履行义务，这在人民还要依靠法律来制约违法行为的现在而言并不适用，人们并不能在当代就完成义务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过程，所以“仁爱”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兼爱”从功利的角度向人们灌输一种我爱别人，就能得到别人的爱，反而更加能适应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需要。当今社会道德缺失问题愈加严重，近期就有报道称女孩帮助陌生人反被骗的案例。骗子身强体健，却不事生产，没有一点爱人之心，利用他人的爱心而谋取私利。我国已经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并不代表公民的幸福感和道德感也随之大幅度提升，不公现象影响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首先，从精神层面而言，道德信仰的缺失，使人们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心和公德心，对他人所面临的困境是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放弃了其所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其次，从物质层面而言，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一些人受到逐利思想的腐蚀，以往的利义观念失衡，善良逐渐被丢弃。从受教育的程度上看，学校所开设的道德教育课程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青少年从思想上就无法重视道德的作用。宣扬“兼爱”思想能够解决上述道德危机。首先，“兼爱”为道德信仰注入活力，宣传“兼爱”有利于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道德信仰必须要理论化、普世化，才能经历得起历史的考验，古往今来，人们并不是没有道德信仰，而是在书本与现实中迷失了道德信仰的本真。其实道德信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兼爱”思想的提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但它的核心思想并没有过时，我们能将现在的价值观融入其中，使它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兼爱”思想告诉我们，爱是信仰的基石，无差别的兼爱社会是百姓永恒的追求。贯彻“兼爱”思想，我们才能推己及人，勇于承担道德责任，不做道德上的旁观者。其次，将“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利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讨论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道德在本质上并不能超越利益而存在，合理的利益也能促进道德的发展。“兼爱”中所提倡的“利”就是合理的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的权衡是调节个人道德行为规范的引导力，人们不可避免地关心其切身权益，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必须要符合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利益。只有集体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个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的实现。所以爱没有等级差别，只有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最后，道德具有感化作用，让孩子从小接受“兼爱”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能够扩大道德的受众范围。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是我国进行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道德教育不是僵化的，不是从书本上分析就能得出结论，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感悟道德的重要性。墨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感化作用，主张“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注重实践，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在墨子看来，一个人的道德并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的理论，而在于他能否自觉按照道德要求行事，有道德的人不仅要明白道德的含义，更要在行动中对善恶进行取舍，做出有实际效果的道德行为。中国的道德教育应该改革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将“兼爱”这种传统道德进行现代转化，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来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养，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墨家思想在当时很难实现，然而其中的闪光点经过历史沉淀后，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兼爱”道德理念，是平民阶层道德实践理论化的具体体现，实现全人类的“兼相爱”现在的确不可能，但学习“兼爱”思想，将其纳入我们的道德建设中，有利于解决道德危机，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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