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朝鲜半岛不仅从中国引入了世俗音乐和宗教音乐,也引进了礼仪文化和戏剧文化。例如,赞美佛陀的梵呗( pǒmp’ae) 便是在统一的新罗时期( 668 - 918) 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 918 - 1392) 则见证了一种被称为傩礼( Narye)的宫廷仪式( 字面上的意思为驱除邪恶的仪式)的传人。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中国京剧( 朝鲜语称之为kyǒnggǔk) 传入朝鲜半岛的十九世纪末,盘索里的一个现代形式唱剧( ch’anggǔk) 可能就是受其影响而产生。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作为附属国常年向中国进贡。这种朝贡关系从三国时期( 公元前18 - 公元668) 持续到朝鲜王朝后期。
相比中国,韩国是一个小国,效仿着中国的文化和艺术。那时,中国被韩国人称作大国( taeguk) 。《三国史记》中记载, “新罗王国时期,韩国官员和普通百姓穿着中国服饰” ( 译自韩国Chosǒn inminchuǔi inmin konghwaguk kwahagwǒn kojǒn yǒn’gusil,1959: 136) 。高丽时期,唐乐( Tangak) 和宋代俗乐传入。从后来的资料中我们得知,唐乐被用于宫廷的各种祭祀仪式中,比如孔庙( Kongjamyo) 和太庙( T’aemyo,为王朝创始者朝鲜太祖举行的仪式) 。引进中国乐器也是顺应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114 年,高丽王朝睿宗皇帝( 1106 - 1122) 统治时期便从中国宋朝引进了许多乐器( 详见SongBang - song,1980: 144 - 6; Lee Hye - gu [YiHyegu],1977: 42,以及Keith Pratt,1987: 65) 。一直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都从中国进口乐器。在孝宗李B统治时期( 1649 - 1659 ) ,Changagwǒn ( 皇宫音乐机构) 的许喜( Hǒ Hǔi)上报皇帝说,一些国家祭祀音乐中用到的乐器在16 世纪90 年代日军进犯时被摧毁。随后,小笙、大笙、排箫、十七管中型笙四件乐器就此引进( Song Pang - song,1980: 144 - 50) 。更重要的是,朝鲜半岛的木偶剧( kkoktugaksi)也源自中国( Ch’oe Sangsu,1961: 46) 。在高丽时期和朝鲜王朝时期( 1392 - 1910) 表演的Sandaegǔk ( 傩戏) ,就被认为是由中国杂剧( YiTuhyǒn,1985: 135) 发展而来。后来,随着中国京剧对盘索里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种新的体裁唱剧在19 世纪末应运而生。
一、中国叙事歌曲和盘索里的相似点以及两国贸易往来
自10 世纪开始,口述传统在中国已有史料记载( Stevens,1980: 258) 。早期盛行的说书人表演包括说与唱的结合,尽管当时唱词仍是讲故事的主要媒介。他们表演时,动作不大、肢体语言单一,不连贯( Dolby,1976: 138) 。明代出现了更复杂的叙事歌曲。有时说书人在被抬高的台子上表演,更为普遍的是在村里晒谷物或一些背对小山或河岸的敞开式空间里表演。随着时间的推移,叙事歌曲变得更加戏剧化,到了清朝( 1636- 1912) 初期, “说书人轮流模拟故事的每个人物,使说书表演成为了演绎故事的单人戏剧”( Hsu Tao - Ching,1985: 230) 。
中国说唱与盘索里有很多相同特点。首先,两者遵循同一种常见形式: 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 中文里说“一人多角”) ,说唱结合,以叙事为主,演唱为辅。其次,表演场地也非常一致。像说书一样,早期的盘索里表演也是在河边和集市的村院子里进行的。同样,盘索里由三个元素组成( ch’ang ,pallim,and aniri) ,即中国戏曲中的唱、演和白三要素。此外,这两种传统艺术观众的参与形式也非常相似。例如,当表演入木三分时,中国观众往往大声叫“好”,韩国人会说choch’i 或chot’a ( 好) !Pak Hwang 指出,“17 世纪两国交往频繁,明清时期的民间音乐得以传入朝鲜半岛” ( Pak,1978:18) ,他的这一观点也支持了中国说唱传统可能影响了盘索里产生的说法。事实上,许多中国民俗文化品种似乎都被介绍到朝鲜半岛。如在朝鲜半岛民间十分常用的,意思是某人展示他/她的杂技技巧的习语“chaejurǔl purida”或“chaejurǔl p’iuda”就反映了这一点。一般情况下,chaeju 一词表示技巧,尤其是杂技技巧,该词很有可能就是源自中国杂剧( Zaju) 。除了这两个词的发音相似,杂剧演员也会特别展示杂技,以飨观众。家喻户晓的中国小说《西游记》( 在韩国被称为sǒyugi) 在韩国也有众多读者。此外,一些盘索里作品,如Simch’ǒngga ( 《沈清之歌》) andChǒkpyǒkka( 《赤壁之歌》) 都与中国历史或通俗小说相关。前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宋代末年……”,而后者讲述的是中国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故事。
现在我们将视线转到朝鲜王朝末期两国之间的商业活动,据信盘索里就产生于这一时期。17世纪中叶,朝鲜王朝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1646 年,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官方贸易在边界鸭绿江畔正式开始。最初由于贸易只为君主和政府服务,交易货物数量有限。然而,随着私有经济发展,交易范围逐渐扩大。后来商品交易快速增长,朝鲜王朝于1700 年废止了政府贸易( SonChǒngmok,1993: 10 - 11 ) 。明宗即位14 年后( 1660) ,另一条通往中国姚门的贸易路线也出现了。结果贸易激增, 被朝鲜王朝叫停。姚门( Yaomen) 位于中国北部,靠近中都( 今北京) 。据杜比( Dolby) 称,中国说唱经常在此地的集市或大街上进行表演( Dolby,1976: 38) 。尽管政府废止贸易往来,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商之间的私人交易仍然继续着。因为是为使团和其随从谋私利,贸易往往不限量。Han Yǒnguk 称参与贸易人数显著,政府官员用到约上千马匹一年分四次从中国带回货物( Han,1973: 77) 。私人贸易得到蓬勃发展。Kim Chinan 与儿子Kyǒngmun 于1700 年左右合著的《贸易实录》( T’ongmun kwanji) 一书揭示了巨大的利润。Kim 是朝鲜使团到中国访问的随行翻译,经常目睹这些贸易活动。
他写道:姚门周边原本荒凉、偏僻,很少有人在那居住,工作。但十年左右的商业活动过后,居民增加,该地成了繁华之地。每逢集市,车水马龙,满载货物。一些商贩从中国南部坐船而来。他们的船抵达牛庄( 引自YiWǒnsun,1992: 87 - 8) 。威廉・格里菲斯( William Griffis) 对私人贸易的描述如下:离朝鲜边境线五十英里的边境有一个“境门”( 边门) ,每年都举办三四次商品交易会,这是朝鲜驻清政府使团往来的主要集市。每年在此出售的产品价值平均超过50 万美金。清朝和朝鲜王朝的官员分别在一幢大楼的中心公寓两端,海关人员坐收货物贸易税费。朝鲜商人被迫交纳一笔“红包”或者进贡约四百美金或给最近的冯王张镇官员( Fengwangzhang) ,因为是这些官员亲自赶来为春季交易会揭幕。朝鲜商人为得到两次秋季展览会的特权往往被这些满族官员骗取了一半的交易额…… ( Griffis,1897: 180 - 81) 。紧密的贸易联系进一步说明盘索里很有可能是在中国说唱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说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二、盘索里的起源可能与中国流行说书有关的线索
虽然盘索里的发展受到中国口头传统的影响目前只停留在假设层面。然而除了以上事实外,也有其他迹象可以做旁证。例如,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戏剧演员或歌者与韩国盘索里表演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从《民间艺人表演观赏》( Viewingfolk entertainer’s performances,1843) 和《观戏十二绝句》( Twelve quatrains on viewing the theater,1826) 中也能略见一斑。由宋载( Song Manjae,1769 - 1847) 创作的《民间艺人表演观赏》这样写道: “每次聆听他们歌唱,感觉歌声仿佛山涧涌动的泉水,源源不断、蜿蜒流畅……宛如中国著名歌唱家Yi Kunyǒn 重获新生、活力无限” ( 译自Yi Hyegu,1957: 43) 。该文献说明作者十分熟悉中国歌唱者的作品。诗中还提道“p’algǒrǔm 这种技艺,丝毫不比中国演员逊色。这说明韩国的kwangdae 也是世上少有的奇才”。显示宋载对当时中国流行的娱乐形式如数家珍,体现了中韩之间的文化交往。《观戏十二绝句》的作曲者紫霞( Sin Wi,1769 - 1845) 介绍了明代《金钗记》表演中的一名中国演员,其演技令作者叹为观止。下文摘选的是这首诗的第五绝句,讲述了优秀盘索里艺人是如何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紫霞称赞了一位独特的歌者Kim Yongun,其戏剧表演技巧深深吸引了作者。他可能也是明代《金钗记》中的表演者,其剧中的表演为当时观众所熟知。这意味着一些十九世纪的盘索里歌者可能也表演中国的戏曲。Ko,Song,Yǒm,Mo 是Homan 地区著名的歌者,美妙的歌声让我如痴如醉,情不自禁想吟一首诗,Kim Yongun 的技艺无与伦比,他唱的《荆钗记》无人能及。总之,中韩两国有史以来紧密的文化和社会交往以及贸易联系,中国说唱和韩国盘索里风格的相似性,盘索里文献资料对中国演员和歌者的描述,以及以中国历史小说和通俗小说构成的盘索里相关的作品片段或全部都表明盘索里可能是在中国说唱传统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三、京韵大鼓和扬州弦词
当笔者试图区分影响盘索里发展的不同中国说唱体裁时,感觉非常困难,因为在中国有超过三百种说唱种类。但在包括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在内的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表演的大鼓书可能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因为如前文所述,在大鼓书盛行的北方,双方贸易往来频繁,当时盘索里也处在发展时期。此外,大鼓书和盘索里演奏风格相似,都讲述耳熟能详的故事片段,并在适当的时候穿插歌诗( James Irving Crump,1970: 477) 。卡比( E. T. Kirby) 认为大鼓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当时已有了大鼓书巡演( Kirby,1975: 71) 。大鼓书在不同的地域产生几种类型,其中包括京韵大鼓、山东大鼓等。笔者研究了集语言和歌唱表演于一体的京韵大鼓,并发现它与盘索里类似的音乐和风格特征。首先,京韵大鼓表演者用真声唱法,丹田发声。这是京韵大鼓与盘索里完全相同的特征。而且,和盘索里一样,京韵大鼓不使用假音,不刻意折腾声带。其次,盘索里的长短拍子的变化也与京韵大鼓相似。第三,他们的表演者在舞台上皆不化浓妆。最后,两者都形成了不同的流派风格。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在京韵大鼓中,演员自己击鼓,而盘索里有专用鼓手。另外,和盘索里一样,鼓在京韵大鼓中并不是唯一伴奏乐器。不过这一假设的可疑之处是,如果大鼓自宋朝已经存在,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18 世纪才传入朝鲜半岛?
另一种中国叙事体裁,扬州弦词也值得考虑。作为声名远播的文化交流中心,扬州在18 世纪时因盐贸易而蓬勃发展起来,它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韩国之间有便捷的航路通行。此外,扬州刚好位于山东省以南的江苏省,是移民进入朝鲜半岛的三条传统路线之一。这意味着扬州居民到韩国十分容易,反之亦然。
韩国商人不仅到了扬州,也在周边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众所周知,一位名叫崔溥( 1454 -1504) 的韩国官员与42 名同胞于1488 年乘船抵达浙江省,他经水路和大运河穿越扬州北上北京( Brook,1998: 40 - 41) 。这表明了韩国人在那时已可乘船抵达中国,而地处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河段的扬州,可能已成为了他们频繁踏足之地。扬州和韩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到了16 世纪,韩国商人和中国商人甚至在扬州共同经商。据安东尼娅・芬安妮( Antonia Finnane) 研究,在16世纪,扬州人靠出售人参、兽皮和马匹给其他中国人和韩国人累积了大量财富( Finnane,2004: 69) 。在了解了相关地理知识以及扬州和韩国的位置后,可以想象,扬州说书人也可能去过朝鲜半岛。实际上,写于18 世纪后期的《扬州画舫录》中提到一位扬州说书人在异国他乡四处游历( LucieOlivova,1998: 104) ,如果这位来自扬州的说书人可以远渡重洋,笔者相信他或者其他说唱艺人一定有很多机会在不远的邻国也一展才华。扬州弦词很有可能传到了朝鲜半岛并影响了盘索里的产生。扬州弦词源于评话,并在明末发展迅速,曾经“风靡一时” ( Vibeke Bordahl,1996:12) 。正如前文所述,最早有关盘索里的记录出现于约一百年后的1754 年。这表明扬州弦词和盘索里的历史有可能产生某种关联。另外,扬州弦词和盘索里有着相似的音乐特征。首先,两者的表演者都使用同样的道具,即一张头巾和一把扇子; 其次,表演中的主要手段都是叙述而非演唱。早期的盘索里把唱词看得比音乐更重要,经过后来的发展,音乐在当代盘索里中的演出才日趋显得重要。
考虑到上文提到盘索里和扬州弦词有类似的演奏风格; 扬州弦词盛行在民间文化频繁传到朝鲜半岛的明期末期; 扬州说书人可能访问过韩国;经过扬州的韩国人以及韩国游客和商人有机会接触扬州弦词; 笔者也许有较多的依据推测盘索里是在扬州地区的说唱传统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最后,扬州弦词的发展只在出现盘索里史料记录时间前一个世纪也表明前者对后者的起源可能产生影响。考虑到扬州弦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韩国民众所熟知,同时盘索里从在民间流传已久到被文人发现并首次记录于史料中也同样需要一些时间,这似乎可以推断扬州弦词可能激发了盘索里的发展。结论以下几点可以说明盘索里是在中国说唱传统的影响下发展的: 中韩两国有史以来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 从盘索里产生前两个世纪直到盘索里产生,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 中国说唱和韩国盘索里的风格相似; 有关盘索里的文献资料中有对中国演员和歌者的描述; 中国历史小说和通俗小说构成某些盘索里作品的片段或全部。至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大鼓和东部沿海的扬州弦词对盘索里发展的影响孰轻孰重,似乎扬州弦词更胜一筹。这是因为大鼓书在盘索里产生前几个世纪的宋代就开始形成,而扬州弦词起源于明代末期,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民间文化交流频繁,盘索里发展尚处在早期阶段。在盘索里形成的前后韩国商人就在扬州做生意,扬州与韩国之间有便利的航路通行( 扬州刚好位于山东省以南――一直以来都是移民进入朝鲜半岛的传统路线之一) 的事实也为扬州弦词是盘索里鼻祖的说法增加了可信度。此外,这两种艺术的表演者都使用同样的道具,即一张头巾和一把扇子,其表演形式都更注重说而非唱,这似乎都说明扬州弦词是盘索里的雏形。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探究盘索里是否是在中国说唱传统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及具体哪种体裁对盘索里的起源更具有影响力。笔者的观点目前依然需要更强有力的直接证据,希望今后的研究会对这一假设补充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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