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科学,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论文

　　1927年、1929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标志着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告一段落。两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出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出现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旨归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成为20世纪前半纪史学两大主干之际，却遭到了某些玩弄“历史哲学”名词者的否定，说“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的两派圈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①。“辩证革命”出于政治原因姑且不论，欧西“经验事实”实即针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办所方针，说什么“竟有人主张‘近代最初设想，两年内设立九组。历史五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语言四组:汉语、西南语、中亚西亚语、语言学。1929年迁北平后，正式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分别以陈寅烙、赵元任、李济为主任。

　　1. 最能体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精神的考古组

　　1937年12月14日考古组在长沙清溪阁二楼举行离别宴，参加者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刘凡、李景耽、李光宇、石璋如、王湘、祁延需、胡福林、高去寻、潘意、杨延宾以及魏喜臣、胡占奎、王文林、李连青，被视为是考古组“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国仇组J限终身难忘”⑥。刘凡，赴延安后改名尹达。胡福林，即胡厚宣。 《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写道:“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邺故域。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蕃、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

　　在设想的“求新材料”的发掘中，以殷墟发掘成就最为瞩目。1928年秋至1937年夏的15次发掘，系指殷代王都即小屯村发掘12次，殷代王陵侯家庄西北冈发掘3次。此外，殷都近郊遗址发掘，后冈4次，大司空村、四盘磨各2次，侯家庄南地、侯家庄高井台子、武官南霸台、武官四面碑、秋口同乐寨、范家庄、王裕口及霍家小庄各1次。

　　殷墟以外，与河南省联合组成河南古迹研究会，先后在浚县辛村发掘4次，在浚县刘庄、大责店，山彪县，辉县琉璃阁、毡匠屯、固维村，巩县塌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的宗旨完全吻合，所以才被傅斯年列入考古与美术史领域“提名中不位虑了的”名单，并在《院士候选人提名表》“被提名人资格之说明”一栏写着:“郭君研究两周金文以年代与国别为条贯”，‘淇于殷商卜辞，分别排比，尤能自成体系，其所创获，更不限于一字一词之考订，殆现代治考古学之最能以新资料征史者，合乎第一项之规定。”这样，郭沫若才与考古组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一道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

　　2.“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的历史组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1928)年度报告规定，迁移北平之后，“史学各方面以及文籍校订等属之’第一组，主要工作三项:一是编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书等目录，二是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三是研究历史上各项问题，以材料定研究对象:以甲骨文金文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⑩这一规定，确定了历史组的基本研究路向，也确定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路向。

　　(1编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书等目录，以编定敦煌卷子目录成就为最，以敦煌学研究成就最著。1929年春邀陈垣“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至1930年3月完成《敦煌劫余录》，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刊行。“总目”依佛经种次汇编，排成目录，并在每经之下记其所有卷子数目。“正录”13峡，依“总目”著录的卷子数目，按佛经目次，先记每卷起讫、纸数、行数、品第，并在附记内连录题记，兼及残缺情况。“正录”著录佛经、律、论、杂文 396种，道经9种，摩尼教经1种，共计8527卷。“续考诸经”1峡，著录86种，为周叔迎从失名诸经中陆续考出者。又著录“侯考诸经”66种。 陈寅烙为之序，强调《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提出作“敦煌学之预流”的希望:“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④此间，陈寅烙所撰专论敦煌经卷者多达12篇。经过各界“预流”和多方努力，至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文书研究和艺术研究齐头并进。尽管当时未能改变‘墩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但“敦煌学之正统在中国”的理念却未间断。

　　(2攻购明清档案，整理明清档案，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8年春马衡致函傅斯年，请设法筹款收购内阁档案。接受陈寅烙建议，傅斯年致函蔡元培，以“其中无尽宝藏。……此后《明史》改修，《清史)Y}}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昨日适之、寅烙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1929年9月组建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陈寅烙、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为委员，总其整理编辑之事。自1930年9月至1948年迁台之前，先后编成甲、乙、丙、丁四编，每编10册，共40册。甲编1930年7月至1931年7月出版;乙编1936年6月出版;丙编1936年11月出版;丁编1948年交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改由中国

　　3.西夏研究

　　西夏研究在语言组，1929年至1933年是语言组西夏研究成绩最为突出的四年。 自王静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发表，西夏研究一直为傅斯年所关注，先看傅斯年所写年度报告。十九年(1930年度报告最详尽，几乎逐月报告:三月王静如“成《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篇，以西北方音，唐末日译汉音，《广韵》至《中原音韵》之分合论证西夏掌中珠汉译音质而较其藏译残文，条理俱合，足明西夏音及宋代西北方音之涯略。盖欲作西夏语与印支语族比较研究，必先明其音质，此其初步也”。四月王静如“研究西夏文《光明最胜王经》，先考其刊印及组织。已定其为西夏仁宗乾枯年重造，经前有冥报传，序为兰山慧觉集，二者内地久付阀如，惟今日敦煌写经及突厥、吐蕃译经始见之，方译其传”。五月王静如“成价可西字藏精雕版考》‘篇。考订北平图书馆西夏文藏经雕印之源流及其与番僧管主人之关系;复较于闽、粤、浙、杭诸版风尚之不同，明其刻本之时代，探芳号之异于宋、元，定其依乎盛教标目”。六月“王静如成《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补》一篇，据俄人N kolas Nevsky所获照片以补罗本缺遗，版本考订除己意外兼采日人所论，并拟举新见之字加以考释，先付油印，以求教正”。十月“王静如拟集近年来本人研究西夏语史诸论文汇为《西夏研究》专干日，其第一号现正计划印刷，约12月初出版，要目为:(1 )《河西字藏经雕版考》《新见西夏官印考释》。(3 )《西夏国名考众(4 )东汉西南夷白狼王慕化诗歌译证》与西夏西藏语之比较研究)。(5 )牺夏民族语言与夏国史料》败定稿)”④。十九年年度总报告第四章研究之经过，有“王静如于本年内开始作西夏文金光明经全部之考释，约计下年度内可完成;又据中国古音发音部位不同之谐声字，与西藏、逞罗等语比较，以测拟上古复辅音之可能，关于西夏之研究，已编成为《西夏专刊》第一期于本年内编成”。十九年年度总报告第七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九年度报告”，增加物品总数一节有西夏官印拓本和王静如考释:“印背所凿文字为:大庆三年，即西夏仁宗之大庆三年也。若其纽上夏字，即是:‘弥’字，亦即元史中之‘于弥’或‘乌弥’，是为夏国自称之族或国名。”“各方研究状况”一节，介绍“国内人士研究文字。

　　这种“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虽然称不了“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却实现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初衷，比起那些想要“建立一个系统整然的历史哲学”，想让史学成为“阐天地造化，握人生国家社会枢纽的全体之学”而最终一无所成、被证明是在搞“骗人的把戏”的“空论”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