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低到尘埃里的种子不开花

　　没有低到尘埃里的种子不开花

　　文/七堇年

　　2010年我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出了新书，之后被拉去全国签售一圈。那种累不是体力的累，是心累，感觉像被人牵着当戏看。心像一个想飞的热气球，吊篮里却挂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飞不起来，觉得胀得快要破掉了，一看，却还在原地。

　　那年年底，回到老家，宅着。天天手脚冰凉，冷得发抖——我真是觉得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时候都只穿单裤出门的人。那会儿生活空荡荡的，喊一声都有回音。大雪天一个人骑车去游泳，泳池浮着薄冰，咬着牙扎进冰水里去，那滋味儿，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东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个。我一时间找不到事做，抑郁症复发，重得没法跟别人说。每天专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没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既没缺胳膊少腿又没饿着冻着，抑郁什么？比比非洲难民，好意思吗？

　　老妈看出来了，小心翼翼地拿崔永元的事迹鼓励我，说：“你看人家崔老师抑郁了，就休息，出来做《我的抗战》，一个人走走长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吗？”我苦着脸说：“他是谁啊，我要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郁呢！”老妈说：“你这么想就不对了啊！别人还会说，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郁呢！”

　　闲得发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想过做杂志，但做杂志的人太多了，全都雷同，再做也没有意义；写东西吧，那会儿不知怎么搞的，可能是青黄不接吧——年少时什么都敢写的劲儿过去了，该成熟的又没熟透，所谓瓶颈期吧，什么都写不出来。

　　做什么好呢，就这么漂着吗？漂泊之所以让人羡慕，那是因为你只见到了漂上去的，没见过沉下去的：后者才是大多数。什么事儿都是听上去很美，到了实处，要拿胆子来说话——心里掂了掂分量，这胆子我还真没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于是，我开始梦寐以求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别人听说我要找工作，都问我：“你还找工作？你不好好写东西，找什么工作？”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了。

　　天天在网上刷啊刷，终于看到一个招聘消息，我立马把简历递过去。体制内的工作，大都是拼爹，我没爹，娘也没得拼，但还是象征性地找了找，拐着弯儿地联系上那个书记。后来听说，我妈妈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亲戚的孩子，去年给硬塞进那个单位里面去了。家里是做房地产的，不差钱，花了二三十万吧。

　　死马当活马医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心里又悲壮又凄凉。我和我妈就拿着简历，花血本买了两瓶酒，再商量半天，有点心疼地塞了一个红包在里面，跑了400公里长途，去拦那个书记。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书记家楼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来了。我远远看着母亲巴结着脸过去，递上我的简历和酒，书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不理会，没说两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来就阴冷，我心酸得泪都快掉下来。

　　当天我们往老家赶，一路上走高速公路，老妈一路对我说风凉话，把我写东西得来的那点可怜的自信给踩得一塌糊涂：“出了你们那个圈儿，你就什么都不是——说白了，就算在那个圈儿里，你也什么都不是！别不知天高地厚了，一天到晚装腔作势、矫揉造作……”有时候，亲人的狠话最伤人，我一路上泪流满面，小小年纪心如死灰的感觉居然都有了。

　　那天到家是晚上9点，我累极了，一脸泪痕，脸面紧绷发痛。我什么都没说，洗洗睡了。爬上床的时候，掀开被子，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在一束灯光下，才看到有那么多灰尘。黑暗中，灰尘什么的没人看得见；灯光下，你才看得到，原来有这么多灰尘。

　　那个瞬间我突然想，如果说写作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作品就像一盏灯，照亮了你原本看不见的灰尘。它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飞舞，包括你我。如果不是因为一篇文章、一本书，你可能不会知道有怎么样的一群人，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中。

　　后来，那份工作的事儿，反正也找不到“后门”，就从“前门”走吧：硬着头皮面试，问什么答什么，讲了半小时。鬼使神差地，他们说我英文很好，录用了。

　　就这样，我也打算去生活了。

　　工作一年多，抑郁症渐渐好了。又开始觉得日子少了些什么，忍不住想，如果当初就着性子不工作，是不是现在很清闲？春花秋月，在杏花下喝酒？周游世界？哪像现在这样，忙得四脚朝天。

　　原来不光是选老婆，生活也是红玫瑰白玫瑰：梦寐以求的，未必有想的那么好——有了就知道了；从前看不起的不要的，未必有那么差——没了就知道了。

　　生活像一台榨汁机。没时间写作，没时间思考，生活不是要么激情四射，要么春花秋月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被堵在上下班高峰的路上，呼吸着汽车的尾气，连梦都累得没法儿做了。要人人都去“喂马、劈柴，周游世界”，GDP谁来贡献？

　　没低到尘埃里的种子，是开不出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