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和韩魏公》作者为宋朝文学家苏洵。其古诗全文如下: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
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前言】
《九日和韩魏公》是北宋散文家苏洵为答谢韩琦邀请自己参加宴会的一首诗。首联为谦恭之辞,登门不才为自谦,华发映为颂韩。颔联又延展谦恭之意,意为不堪承受丞相邀人东阁宴饮的盛情,又愧列诸老儒于曲台。颈联言其感谢丞相的惠泽,表明丞相邀饮不但消解了佳节思乡的愁绪,而且激发了自己的“壮心”。尾联延展“壮心”:暮归后,面对寒雨反而兴奋得难以入睡,干什么呢?“自把新诗百遍开”。说写新诗,暗寓业进之意。
【注释】
①九日,农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韩魏公,时为丞相
②金,泛指酒盏
③曲台,指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
【翻译】
不才如我垂久老矣竟忝列先生的门下,金灿灿的酒器映照着我满头萧萧的白发。惭愧呀魏公你如此看重又宴请了我,我在曲台编的那本书消磨了几多年华。多少回重阳节从忧愁中过来的,多少回酒醉中又壮心偶发。此番风雨之夜辗转无眠,起来把新诗一遍一遍地写下。
【鉴赏】
九日,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韩魏公即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早年曾同范仲淹一起防御西夏,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先后出知扬州、定州、并州。嘉佑年间(1056―1063)还朝,历任枢密使、宰相。韩琦原作题为《乙巳重阳》,乙巳是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这年重阳节,苏洵参加了韩琦家宴,席间韩琦赋诗,当晚苏洵写了这首和诗,半年后苏洵就病逝了。在能够确定年份的苏洵诗中,这是最后一首;在今存近五十篇苏洵诗中,这首是他的压卷之作。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佑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佑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佑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欲朝廷不次用之”;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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