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阿凡达》观后感

　　“《阿凡达》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已经成为赞美《阿凡达》的标准语式，然而事实可能是：在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网络中，没有一部电影只是一部电影，即使《三枪拍案惊奇》也不只是一部电影。

　　《三枪》和《阿凡达》或许正在两个极端上略略改变我们关于“电影是什么”的观念。

　　用几个月的时间炮制出来的《三枪》把电影本身的要素缩减到最低程度，大银幕沦落为一个简易的小品舞台，电影被剥离得只剩下导演和几位演员空洞的“品牌效应”。所以，《三枪》甚至不是一部电影，而只是一个以电影面貌出现的名人品牌简单堆积的赚钱装置而已。

　　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样的纯粹叫卖品牌、只剩营销心机的“电影”不是偶然的，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部。

　　詹姆斯・卡梅隆花费12年完成的《阿凡达》则“无所不用其极”，把电影的“光影造梦”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它接近的是一百年前意大利电影先驱卡努杜的《第七艺术宣言》（1911年）中的古老理想：“电影……应该发挥它表现非物质世界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卡梅隆详细虚构了整个潘多拉星球的生态，从一草一木到一山一水，从纳威人的物质世界到语言和精神世界，都倾注了巨大的想象力和技术力量。据说，他的创作团队撰写了一本逾200页的百科全书，叫《阿凡达：潘多拉星生物和社会史机密报告》，解释背后理据。

　　《阿凡达》让我们看到，电影不只是创造一个故事，几个人物，一些场景，而是创造一个完整的另类世界（“可能世界”“非物质世界”）。这是卡梅隆的野心，也是电影本身自诞生以来就怀有的梦想。

　　如果说《阿凡达》在电影技术上“超越想象”的创造和耐心得到了一致的肯定的话，那么它在思想主题上引起的纷争无疑复杂得多。就其根本而言，《阿凡达》所传达的思想仍是美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无法超越其内在的界限。

　　就像《纽约时报》说的，过去的一个月来，保守派人士一直对影片对宗教和美军的描述耿耿于怀；女权主义者则不满片中男外星人比女外星人体魄强健这一事实；反吸烟人士认为影片中出现了吸烟场景因而没有做到劝人向善；甚至还有人跳出来指责卡梅隆剽窃了前苏联科幻小说的故事梗概。

　　甚至连梵蒂冈天主教廷也大感不悦，透过其官方报章和电台猛烈抨击这出电影灌输错误的讯息和价值观，使人以为膜拜大自然，便可以取代宗教信仰。在梵蒂冈看来，《阿凡达》似乎正在把环境保护主义变成一种新的异教学说。

　　围绕着这部电影的诸多立场之争，构成了有趣的新闻，但不会带我们深入这部电影的肌理。在中国，更多的人把它读作钉子户反暴力拆迁的故事，也不过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有趣引申而已。

　　重要的依然是，如何看待《阿凡达》所处的意识形态脉络以及它所传递的关于“自然”和“沟通”的神话。

　　《阿凡达》和不久前的《变形金刚》正好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由派的――反人类、反科技、反暴力，认同异教和他者的；另一个则是保守派的――人类中心主义、炫耀武力、内部和外部界限分明。

　　在《阿凡达》中，这种自由派思想立场的核心之一就是“自然”神话。卡梅隆在电影中虚构了纳威人和自然和谐共存（“天人合一”）的乌托邦图景，这和人类掠夺资源、破坏自然的作为形成了对比。

　　通过杰克这个亦人亦纳威的阿凡达视角，导演让观众的认同从人类身上逐渐转变到外星人（纳威人）身上，最终完全认同这个乌托邦，为人类最后的失败喝彩。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反人类中心的难能可贵的科幻电影，但就其思想主旨而言，只是以被视为更原始、更自然、更美好的人类反对（反思）充满侵略性、掠夺性的现代人而已。

　　“回归自然”（BacktoNature）一直是人类的“乡愁”。在启蒙运动之后，伴随着现代科技理性日益主导人类社会同时日益显露负面效应，这种“乡愁”尤其强烈。

　　早在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鼎盛之际，卢梭就已经开始思考科学与理性的可能带来的深重灾难，已经开始勾画他的“自然”乌托邦：“自然”最根本的是指“人类自然的生活状态和纯真质朴的自然人性”。他甚至提出，在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前，人类曾经历了一个原始的、纯真的、按照自然天性生活的美好时期。

　　然而，在我看来，“回归自然”的幻想是现代西方文化及其扭曲本身的产物。这种幻想带来了这样一种安慰：仿佛在现代文化确立之前我们曾经拥有过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幻想创造了我们在现代化中所失去的东西、现代科技理性胜利过程中所失去的东西。

　　卡梅隆通过创造“潘多拉”星球，只是继承并图像化了的关于“自然”的现代神话，而没有在当代的语境中深思“自然”并提出问题。就卢梭的政治哲学而言，他的目的也不是简单地倡导回到自然状态，而是通过这种虚构说明如何才能使社会关系具有正当性。

　　杰克最终变成了纳威人，从一个“残疾”的现代人类变成了从四肢到精神都“健康”的外星人。卡梅隆在这个结局中彻底拥抱了“回归自然”的幻想，也可以说，他最终只是针对对现代西方文化（反自然倾向）提出了堪称陈词滥调的笼统否定而已。

　　完美沟通的神话，则是理解《阿凡达》另一个关键。卡梅隆让我们看到，杰克通过学习土著语言和生活逐渐融入其中；和坐骑心灵沟通，实现“意念驾驭”；通过辫稍连接，纳威人、动物、植物构成了一个沟通的和谐网络。

　　相比之下，人类中虽然也有少数科学家主张沟通，但战争机器始终握在那些满脑子“征服”概念、傲慢自负的掌权人手中。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或文明）差异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的权力人物而变成了冲突和战争。新近的伊拉克战争应该也是卡梅隆脑海中关于反沟通（文明冲突）的典型例子。

　　完美的沟通从来没有存在过，即使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我们依旧看不到这种希望，然而对完美沟通的幻想却一直存在。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就一生致力于研究理想交流的哲学-语言学条件。卡梅隆创造的世界无疑迎合了这种幻想。

　　卡梅隆创造了“Iseeyou”（看见你的灵魂）――沟通神话的新版本。然而，与其说这种乌托邦能帮助我们追求并实现完美沟通，不如说它掩盖了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在完美沟通无法实现、文化差异不可剔除的前提下，不同人或人群之间的和谐、公正的关系何以可能？

　　故事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到战争的主题上，不可避免地要以战争解决战争――战争消灭战争这种理念几乎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这场战争发生在自然保护者和自然破坏者之间、平等沟通者和单边征服者之间。

　　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卡梅隆所做出这种僵硬的价值划分（自然|反自然，沟通|反沟通）本身就是现代西方理性的后果。

　　正因为处在这种现代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内部，所以更多更有价值、更需要想象力的思想主题即使对一再创造奇迹的卡梅隆而言依旧是不可想象的。